江青手握周恩來“脫黨”證據 欲置其于死地【6】

　　如果說，年輕的紅衛兵不知道國民黨偽造的伍豪啟事的真相，還情有可原，那么，作為從延安過來，又是長期在領袖身邊生活的江青是應當很清楚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風審干時和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都作過匯報和說明。

　　但這時的江青卻如獲至寶，以為這是打倒周恩來并置之于死地的絕好材料。

　　在與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謀后，江青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陰險地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恩來)，要求同我面談�！�

　　江青此舉，實際上是逼周恩來的一個通牒：你必須就此作出交代！

　　江青的險惡居心，我們還可從康生的舉動中得到印證。

　　作為當年上海中央特科負責人的康生，對國民黨偽造伍豪啟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兩個提到“伍豪等脫黨啟事”的材料上批過：“這完全是造謠誣蔑……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志早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這件事�！�

　　然而，此時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來于死地，竟裝聾作啞，一聲不吭。

　　當江青一伙在策劃陷害周恩來時，周恩來正忙于處理內蒙古問題。

　　自2月以來，在內蒙古自治區，軍隊與紅衛兵的矛盾持續惡化，局勢一度失控。成千上萬的群眾攔阻火車，上京告狀，甚至發展到到中南海新華門前集體靜坐，其中還有部分軍人。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數千名群眾(其中有數百名內蒙古軍區的機關干部和戰士)闖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機關并發生武斗。周恩來緊急約集中央軍委常委和內蒙古軍區有關負責人在京西賓館開會，處理內蒙古問題。

　　在此前后，周恩來為處理內蒙古問題先后接見赴京的內蒙古各方代表達十幾次，常常是通宵達旦。

　　不分晝夜苦撐危局已是不易，還得隨時對付江青一伙的無端刁難與攻擊�？梢韵胂�，當周恩來收到江青用心險惡的信后，是怎樣的一種悲憤心情！

　　面對江青的居心叵測，周恩來斷然予以反駁。他在江青的信上憤然批道：“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云等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詳情另報。”

　　然而，周恩來深知，對江青一伙，僅僅作這樣簡單的說明和反駁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就是前車之鑒。

　　試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這樣一件中央知道并在黨的兩次代表大會上作過結論的事，在這伙別有用心的陰謀家的一再誣陷下，轉眼間就被定性為“叛徒集團”，那么，誰又能保證“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不會演繹成第二個“叛徒集團”？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誣陷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才敢明目張膽地以“伍豪事件”來誣陷周恩來。更為要緊的是，如果周恩來在這個時候被打倒，那就并不單是他個人的事，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在目前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周恩來負有一種別人無法替代的責任與使命。陶鑄被打倒了，幾位老帥和三位副總理也因二月抗爭失利而被迫靠邊站了，唯有他有條件爭得毛澤東的支持，同黨內正義力量一起，與林彪、江青兩個反動集團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將更加肆無忌憚，黨和國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設想。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周恩來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就個人來說，周恩來不怕被打倒。但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周恩來又不得不考慮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來斷然放下手頭各事，親自調閱了1932年上海各種舊報，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并親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諸同志閱，存�！�

　　顯然，毛澤東沒有搭理江青的企圖。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學生給毛澤東寫信，重提“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毛澤東明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