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手握周恩來“脫黨”證據(jù) 欲置其于死地【5】

　　鑒于當時在上海影響最大的《申報》也刊登了偽造的伍豪啟事，我黨又利用與《申報》的關系，在2月22日的《申報》上，以曲折的筆法公開刊登了一則辟謠啟事，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鑒承于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xù)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明白人一看，便知這是一條別有寓意的啟事。按一般情況，報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啟事，直接告訴本人就可以了，用不著也絕不會在廣告欄內這樣答復。再從時間來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啟事是2月18日送給《申報》的，而當時從2月16日開始，《時報》、《新聞報》等先后登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申報》也在2月20日、21日兩天連續(xù)刊登這一啟事，而22日《申報》又刊發(fā)了拒絕刊登另一個“伍豪啟事”的聲明。人們從這樣的前后過程中不難聯(lián)想到，這另一個“伍豪啟事”肯定是為否認“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而寫的，只是懾于國民黨的淫威，《申報》不敢刊登罷了。

　　這是當時我黨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國民黨反動派偽造啟事的一種方法。

　　40年之后，親身經歷的陳云同志仍非常清晰地記得這一舉措。1972年6月13日，陳云同志在談到國民黨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時說：“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用報館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并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但因為保人關系，不能登出。用這個小廣告使白區(qū)和全黨同志知道國民黨的陰謀，不受欺騙。”

　　為了進一步公開揭穿敵人的造謠，澄清問題，我黨繼續(xù)在黨內黨外采取了各種明確有力的辟謠措施。

　　1932年3月4日，我上海臨時黨中央以周恩來的另一別名周少山的名義，用重金托在《申報》擔任常年法律顧問的法國律師巴和，在《申報》上登出了一篇《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啟事》說：

　　茲據(jù)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243人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

　　與此同時，在中央革命根據(jù)地，黨中央也曾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fā)布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布告：

　　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連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fā)表那個啟事里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于帝國主義國民黨黨徒的造謠誣蔑。

　　至此，國民黨當局熱熱鬧鬧的一番算計，又只不過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罷了。

　　據(jù)當時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任駐滬調查員的國民黨中統(tǒng)特務、曾因捕獲顧順章而受到蔣介石嘉獎的黃凱在1953年6月供稱：這個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他和當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情報股總干事張沖合謀偽造的。由張沖執(zhí)筆，黃凱派人送往上海各報刊載。這個偽造啟事“絲毫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好久并無人來向各機關秘密自首”。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當年偽造啟事的捉筆人張沖和被誣陷的周恩來，后來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捐棄前嫌，為抗日救亡事業(yè)，為國共第二次合作，攜手共進，風雨同舟，為世人演繹了一個從昔日的政敵對手到后來的私交密友的動人故事。1941年，當年僅38歲的張沖(字淮南)不幸染上惡性痢疾病逝后，周恩來感情激動地揮筆寫下了“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的挽聯(lián)，并在《新華日報》上撰寫了2000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張淮南先生》：“我識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變后，始相往來。”“我與淮南先生初無私交，且隸兩黨，所來往者亦屬公事，然由公誼而增友誼，彼此之間輒能推誠相見，絕未以一時惡化，疏其關系，更未以勤于往還，喪及黨格。這種兩黨間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氣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張沖做夢也想不到，當年他執(zhí)筆偽造、沒能打倒周恩來的伍豪啟事，這樣一件歷史上早已澄清、共產黨內外許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來主政中國的時代被江青當作射向周恩來的一發(fā)毒彈。

　　紅衛(wèi)兵知道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后，立即將這一啟事抄下來送與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