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手握周恩來“脫黨”證據 欲置其于死地【4】

　　1967年5月，南開大學“揪叛徒”的紅衛兵在查閱1932年的上海舊報紙時，發現2月18日—21日的《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都相繼刊登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于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采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共產黨。

　　伍豪，是周恩來早期從事革命斗爭時使用過的一個化名。這一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30年代由國民黨反動派和黨內叛徒顧順章合謀偽造的，其目的是想誣陷周恩來和瓦解我黨在白區的革命力量。

　　歷史回到驚心動魄的1931年。

　　這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事業生死存亡的歷史轉折關頭。

　　這是周恩來叱咤風云、臨危不亂，對黨和革命事業作出特殊歷史性貢獻的時刻。

　　這年4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擔負中共中央情報保衛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漢口被捕，旋即叛變。由于顧順章被捕前是我黨中央情報保衛工作的具體負責人，掌握著我黨中央的大量重要機密，對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的黨中央及其負責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黨的各種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變，給我黨中央各機關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極大威脅。

　　國民黨反動派對此如獲至寶。顧順章向國民黨當局建議：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

　　形勢千鈞一發，萬分危急。

　　如果黨中央機關被敵人一網打盡，中國革命事業的前程將不堪設想。

　　歷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歷史關頭的偶然性連綴起來的。

　　顧順章叛變以及國民黨當局所要采取的行動這一機密又機密的重要情報，碰巧被我黨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當機要秘書的地下黨員錢壯飛截獲，并以最快的速度報告給黨中央。

　　問題的嚴重性足以使一般人產生可以理解的驚惶失措，而局勢的緊迫性又容不得周恩來有絲毫的遲疑和猶豫。這需要一種何等鋼鐵般的意志和計算機樣的冷靜頭腦！

　　在陳云等人的協助下，周恩來以驚人的冷靜、周密、機智、果斷和神速，搶在敵人襲擊黨中央之前，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有效的措施：

　　銷毀大量機密文件；

　　迅速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轉移，并采取嚴密的保衛措施；

　　盡快把一切可能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干部轉移到安全地方或撤離上海；

　　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系，廢止顧順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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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國民黨特務在顧順章的指引下，兇狠地撲向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的住址時，他們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樓和一堆堆還在冒煙的文件灰燼。

　　革命局勢轉危為安，我黨中央機關及許多領導人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

　　然而，顧順章叛變后還不到兩個月，即6月21日，時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在上海不聽周恩來的勸阻，擅自外出過夜，被人認出，遭敵人逮捕后叛變。

　　周恩來又是一番驚心動魄的精心組織，再一次粉碎了國民黨當局企圖將我黨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的陰謀。

　　國民黨當局也知道，是周恩來使得他們在有利條件下的種種圖謀一再破滅。他們對周恩來又恨又怕，于是，在9月1日下令以2萬大洋懸賞緝拿周恩來的人頭；11月，又在上海各報刊登《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急啟事》，企圖以金錢收買叛徒告密。

　　然而，要緝拿到周恩來又談何容易！在上述這些招數都未能奏效后，國民黨當局又在1931年2月間使出了更為卑鄙狠毒的一招：偽造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在上海各報連續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和工人群眾中造成思想混亂，進而使中共自行渙散解體。

　　此時，周恩來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蘇區江西瑞金。他是根據黨中央的決定于1931年12月上旬離開上海經福建進入中央蘇區的。在上海的臨時黨中央在陳云等的組織下當即采取了種種措施，反擊國民黨當局的卑劣行徑。

　　2月20日，我黨在上海廣為散發了一張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的傳單。傳單指出：“最近時報、新聞報各反動報紙中所登載的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的廣告，就是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無恥造謠的一例。”“無論這些狗東西怎樣造謠誣蔑，并不能動搖共產黨在勞苦群眾中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