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手握周恩來“脫黨”證據 欲置其于死地【2】

　　看來，周恩來下午到林彪處抗議江青打倒周榮鑫，沒有達到所希望的要求。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來知道，江青點名后，周榮鑫的處境很危險，紅衛兵一定會四處揪斗他。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榮鑫還不滿足，還要從肉體上消滅。他們唆使紅衛兵說：“揪出西城糾察隊的后臺來就槍斃！”

　　于是，紅衛兵立即發出了召開批斗周榮鑫的大會的通知，準備會后就拿周榮鑫開刀。

　　周恩來派出的聯絡員火速將這一消息報告了周恩來。

　　周恩來找到會議的組織者，發出了嚴厲的警告：“不許召開批斗周榮鑫同志的大會，否則，一切后果你們自己負責！”

　　組織者心虛膽怯了，會議沒有開成。

　　江青一伙還不甘心，他們也知道周榮鑫被周恩來保護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門、西北門、北門，架起高音喇叭，鼓噪著要周榮鑫出來接受群眾的批判，交代問題。據當時的《情況反映》記載：西門有三四千人，西北門有三四千人，北門有一千多人，新華門有二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為由，親自出馬，給周恩來下了一個通牒。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給周恩來關于“群眾要斗爭周榮鑫、童小鵬，應隨傳隨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豈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惡表演，周恩來怒火中燒。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來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靜下來。與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爭，需要的不僅僅是直面是非的勇氣，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氣、壓得住火的韌性和睿智。

　　周恩來轉動著手里的鉛筆，凝神沉思了一會，隨即在江青批來的材料上批道：周榮鑫、童小鵬應該深刻檢討，但請注意不說“隨傳隨到”，改說“批判必到”，因如“隨傳隨到”，我要找他們問事辦事，將無法找到人了。

　　周恩來給了江青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

　　后來，周榮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勢基本平靜才出來。

　　一波未平，兇波又迭起。

　　1967年1月10日，陶鑄被打倒的第五天，陳伯達在接見造反派時，別有用心地說：“在毛主席身邊的劉、鄧路線者，除了陶鑄之外，是否還有別人呢？可能還有個把子，至少！”

　　陳伯達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覺并不遲鈍的造反派不難悟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邊的幾個常委，除了林彪、陳伯達、康生外，就只有周恩來了。

　　2月，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總理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四位軍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賓館和懷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機在毛澤東面前告黑狀，把“三老四帥”的抗爭誣為“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后稱“二月逆流”)，企圖打倒圍繞在周恩來左右一起搏擊“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與他們的倒行逆施作斗爭的“三老四帥”，使周恩來孤掌難鳴。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來，實施了對“三老四帥”的打擊，就等于突破了周恩來外圍的最后一道防線。

　　大鬧懷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來，一直由周恩來主持，有“三老四帥”及有關負責人參加，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政治局碰頭會開不成了，周恩來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參加成員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頭會。

　　在對“三老四帥”的7次批斗會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頭同時指向周恩來。周恩來被誣為“二月逆流的總根子”，是“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復辟的總代表”。

　　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寫下了一首詩，題為《賀北京反逆流初步勝利》。

　　這首詩傳到了北航造反派頭頭韓愛晶的手中。他讀后認為：詩意，是可以反周恩來了。又在筆記本上寫道：奪總理的權，與總理的斗爭要公開化了。

　　說公開就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