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手握周恩來“脫黨”證據 欲置其于死地【3】

　　歷史的鏡頭搖回到血風腥雨的革命戰爭年代。

　　1931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我黨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獄)。他們在獄中有組織地和反動派作了長期不懈的堅決斗爭。1936年，日寇侵占我華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日益高漲。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開展工作。當時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向北方局詢問干部情況，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回答說，北平軍人反省院關押著我黨的幾十名干部，但他們堅持不在《反共啟事》上簽名，出不來。

　　劉少奇認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進北平，這批被關押的干部必遭殺害。這些干部經過長期考驗，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獲得出獄。

　　于是，劉少奇、柯慶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報告，建議立即采取措施，營救這些同志出獄，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國民黨的規定履行出獄手續，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后出獄。

　　中共中央批準了北方局的建議。

　　這樣，根據組織決定，當時用假自首的方式獲得出獄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

　　這件事，本來早已經中共中央多次審查，一直認為是毫無問題的。這一批出獄的許多干部在后來的抗日戰爭中成為了領導骨干。

　　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重新把這件歷史上早已有正確結論的事翻了出來。他先是要彭真專案組對此事進行所謂“調查”，而后，又別有用心地指使紅衛兵去翻查當年北平的舊報紙，說“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據康生的指使，南開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八一八”經過“調查”，“發現”了一個由61人組成的“叛徒集團”。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寫信給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并隨信附上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

　　此時，毛澤東并沒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但康生等人并不甘心，繼續慫恿紅衛兵和造反派揪住這批老干部不放。

　　1966年11月，南開大學的“衛東”紅衛兵跑到西安，伙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斗隊”揭發劉瀾濤同志1936年“自首出獄”有問題。對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3日電告中央，請示如何處理。

　　周恩來閱電后，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給西北局的復電：

　　二十三日電悉。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斗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

　　電報擬好后，周恩來送毛澤東批發，并附短信注明：“這一集體自首案牽連人甚多，而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否則，震動太大。”

　　周恩來還在信封上寫明：請徐業夫同志面陳主席閱批，特急件！

　　毛澤東用鉛筆在“主席”兩個字上劃了個圓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寫下兩個黑粗的大字：“照辦。”

　　顯然，毛澤東此時對薄一波、劉瀾濤等“自首出獄”這件事是很清醒的。

　　然而，陰差陽錯，三個月之后，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誣陷下，毛澤東改變了他原來的看法。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外賓卡博、巴盧庫，說：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后叛變，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么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錯誤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團”。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轟動國內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其一手導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縱、利用紅衛兵打擊、迫害老干部的一次“大捷”。對此，江青一伙頗有些得意洋洋。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興高采烈地說：“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占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的這個功勛可大啦！”

　　也許是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和“成功經驗”，江青一伙更加肆無忌憚，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