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長明
首先，從不同的主題來比較。毛澤東一生主要的理論創造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對中國國情的熟悉和對人民大眾需要的敏銳直覺，使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成功結合，圓滿地解決了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重大歷史課題。在怎樣推翻一個舊世界的問題上，無人比他更有辦法。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也有若干重要的理論創造，其中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所取得的正確認識，后來被有機地融匯到鄧小平理論之中。但從總體上看，在怎樣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方面，他的知識和經驗逐漸呈現出較大的局限性。與之相比，周恩來缺少毛澤東那種革命年代所需要的領袖人物的超凡想象力，特別是對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國情的認識與毛澤東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遵義會議上，他全力推舉毛澤東，說到底，是因為他深信這場革命注定需要一位深諳中國各階級各階層的狀況和習性，以及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和運行規律，而且具有杰出軍事才能和超凡魅力的人來領導才能成功。然而，在怎樣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方面，我們又不能不承認，周恩來特別富于遠見卓識。他牢牢抓住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幾個重要條件，如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充分尊重知識分子、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等。當然，囿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周恩來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尤其是他也難以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
其次，從不同的領域來比較，毛澤東的軍事和政治才能舉世公認。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的軍事和政治謀略使中共屢屢出柳暗而見花明。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推舉為黨和紅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這決不是什么偶然。對于一個從事武裝斗爭的政黨來說，軍事才能是決定誰成為領袖的最為關鍵的因素。周恩來最早就是把毛澤東當作一個軍事天才來看待的。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受到排擠，而周恩來卻盡力爭取毛澤東留在前方指揮作戰。他在給中央局的電文中說：“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① 。延安時期，周恩來又充分認識到毛澤東在政治上縱橫捭闔的能力。1943年8月，他在回到延安的演說中說：“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② 這表現了對毛澤東領導能力的心悅誠服。
反過來，周恩來的外交和經濟才能也有口皆碑。周恩來對世事的洞明和對人情的練達，是他成為卓越的外交家和談判能手的重要條件。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在黨內黨外都有廣泛的聯系，甚至在敵對陣營中也擁有數量不少的朋友。拿英國作家迪克·威爾遜的話來說，即使是魔鬼他也能從其身上榨出一些好處來。蔣介石曾經感嘆：周恩來“的確是一個不易應付的對手”。毛澤東向赫魯曉夫介紹說：“周恩來很有才干，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他比我強，很善于處理各方面的關系，靈活地解決問題。”③ 建國前，中共對外所有的重大談判、交往活動都是由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集體討論決定，然后主要交由周恩來等具體執行的。即使是1945年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雖然談判的方針、決策在毛澤東主持下于延安早已確定，但具體談判事宜仍由周恩來主持與對方進行。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主管外交工作，對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拓展中國的外交空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的“求同存異”、“以民促官”等外交思想不僅極大地拓展了中國的外交空間，而且在理論上也是對外交學的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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