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治水如打仗 周恩來三上三門峽【2】

　　第一章 領袖們治水如打仗 

　　毛澤東批轉報告給周恩來，要根治淮河

　　1950年夏天，安徽連降暴雨，淮河泛濫，淮北地區受災慘重。

　　7月18日，華東防汛總指揮部在給中央防汛總指揮部的電報中說：淮河中游水勢仍在猛漲，估計可能超過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7月20日，看了這封電報的毛澤東緊鎖眉頭，當即將電報批轉周恩來：“周：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現在開始準備，秋起即組織大規模導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請邀集有關人員討論（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導淮兩問題。如何，請酌辦。”

　　兩天以后，周恩來邀集有關人員初步討論了工程問題。

　　災情不等人，安徽的水勢一日數漲，急得省領導曾希圣等人連電中央。災情電報迅速到達毛澤東的案頭。電文中的每一句話，都像火苗烘烤著領袖的心：

　　“……由于水勢兇猛，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失足墜水（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統計489人。受災人員共990余萬，約占皖北人口之半。洪水東流下游，災情尚在擴大，且秋汛期尚長，今后水災威脅仍極嚴重。由于這些原因，干群均極悲觀，災民遇著干部多抱頭大哭，干部亦垂頭流淚……”

　　毛澤東呼呼地扇著蒲扇，眼望窗外，不愿再讀第二篇電文，左手夾著煙，右手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統計489人”兩句話下面，重重地畫了一道顫抖的橫線，叫秘書田家英立即送交周恩來。當他把電文交到田家英手中的時候，田家英看到毛澤東眼中飽含著熱淚。他吼了一聲：“不解救人民，還叫什么共產黨！”淚水簌簌落下。他在桌前踱了幾步，回身在電文上寫了一段批語：“周：請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導淮計劃，送我一閱。此計劃8月份務須做好，由政務院通過，秋初即開始動工。如何，望酌辦。”

　　批語表達了毛澤東的急迫心情。

　　從7月20日到8月31日，毛澤東連批了三份淮北地區受災報告給周恩來，并提出一定要根治淮河。為了一個大國窮國的吃飯問題，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批轉了大量電文給周恩來。不僅農村的災荒，城市的就業問題也很傷腦筋。秘書室曾不斷接到群眾來信，反映失業問題。

　　領袖們的眼前，時常晃動著成千上萬雙乞討的手，哭訴的眼睛……

　　周恩來接到報告，當即分兩頭部署，一頭抓救災，一頭籌備召開治淮會議。救災進展比較順利，而治淮會議卻遇上難題。

　　他召開治淮會議，親自主持淮河流域規劃工作。到會的有華東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蘇北行署、河南省政府、淮河水利工程總局、河南黃泛區復興局的負責人。他深知制訂一條河流的流域規劃，必須先搞清該河流的水文情況。“同志們，不對呀，不知你們發現沒有，上下游的水文資料是相互矛盾的。”

　　水利工程師們坐在周恩來身旁，天熱，大多數人都穿著襯衣，不停地搖著扇子。

　　《治淮方略》的總圖表太大，桌上放不下，就鋪在屋內的磚地上。大家都蹲在圖周的地上，周恩來也俯下身趴在地上細看圖上的注字，并不時提出一些問題。

　　為使匯報準確，專家們將水文記錄資料畫成一條洪水過程線，亦稱洪峰曲線。聽周恩來一說，他們更加仔細地埋頭看著圖表，也發現有許多矛盾的地方。他們向周恩來解釋說：“國民黨時期的水文人員常常不按時觀測，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無記錄資料。這是針對資料誤差，做出的假設。”

　　“這樣做有什么好處呢？”

　　“這種人工修改洪峰記錄的辦法，結果會比某些原來不完整的洪峰記錄更為合理。”

　　“哦，是這樣。能不能修補得更加接近實際呢？”周恩來繼續追問，并引導工程師們探討一個查補的辦法，把淮河不完整的水文記錄資料梳理出個眉目。開始還有些拘謹的專家們，一談起他們的本行，話就多了起來，到后來，在如何治理淮河的方針上還發生了針鋒相對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蓄”還是“泄”。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輸送的徑流量也是不均衡的，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國，由于受季風的影響，水資源在時間和空間分布的不均衡性更加顯著。旱則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澇則洪水泛濫，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爭。傳說中，鯀是主張堵水的，失敗了；其子禹改用疏導，將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周恩來仔細聽著專家們的爭論，看著他們對科學的執著，近乎偏激，有時甚至面紅耳赤。他喜歡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氛圍，科學真理常常產生于激烈的碰撞之中。可現在不行，不能無休止地辯論下去，淮河兩岸的生命財產正遭受著洪水的吞噬，沒有時間再爭論了。他提出一個方針：“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他的理由是，單純地蓄或單純地排，都不能全面達到除害興利的要求。

　　時當建國之初，全國都投入了抗美援朝運動，外加土改、復員工作，治淮會議雖然確定了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但在治淮的解決辦法上，蘇、皖、豫三省存在著分歧。8月28日，華東軍政委員會向周恩來轉報了中共蘇北區委的電報，電報強調了蘇北的困難，認為如果今年即行導淮，將改變蘇北的整個工作計劃，對農業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響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準備工作上都感倉促。

　　8月31日，毛澤東接到這份報告，沉默片刻，拿起鉛筆，寫道：“周：此電第三項有關改變蘇北工作計劃問題，請加注意。導淮必蘇、皖、豫三省同時動手，三省黨委的工作計劃，均須以此為中心，并早日告訴他們。”

　　協調工作是件細致的事，不是一紙命令能解決的。周恩來仔細聽取了各地的意見，又三次專門聽取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和副部長李葆華、張含英及華東水利部副部長劉寵光等人的看法，親自落實了治淮工作的經費和任務，這才松了一口氣，他對三省區負責人說：“只要你們三個諸侯統一了，就好辦了。我向主席匯報，只要主席同意，就這樣辦了。”蘇北是周恩來的老家，但他反復告誡干部們要識大體，不要像國民黨治淮時江浙人管事，只顧下游，不顧中、上游，鬧地方主義。

　　周恩來主持制定的治淮方案又回到毛澤東這里，他立即做了批復，從財政拮據的中央政府撥出巨款，由周恩來直接抓治淮工程。治淮機構從南京搬到了淮河邊的蚌埠，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蘇三省通力合作，開展了規模浩大的治淮工程。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全力投入了治淮工作。那些逃難在外的災民們也紛紛返回故土，參加興修水利。在以后的幾年里，他領導全省大興水利灌溉工程，疏浚開挖了數條大型河道，加高了淮河大堤，并在淮河水系建造了許多山谷水庫和湖泊、洼地蓄洪區。

　　毛澤東對周恩來親自領導的治淮工作是滿意的，特別贊賞曾希圣在安徽的治淮功績。而曾希圣在紅軍長征時，是負責敵人情報的中央軍委二局的局長，直接受周恩來的領導，他們多次準確地破譯過敵人的電訊密碼，為中央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及時可靠的情報，所以毛澤東曾評價曾希圣領導的軍事情報工作：

　　“沒有二局，長征是難以想像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此話既貼切，又形象。所以中央在杭州開會，討論農業發展規劃時，毛澤東對起草小組的幾個人，也是對周恩來說道：“可以派些省委書記去蘇聯看看集體農莊，最好是派曾希圣去，他比較鬼。”毛澤東說話時胳膊伸出去老遠，又猛然回縮。大家會意，這是要讓曾希圣再到蘇聯去搞點“情報”回來。周恩來自然心領神會，他也十分賞識曾希圣，他曾與朱德一起，給曾希圣發過一枚二級紅星獎章。李約翰等：《和省委書記們》，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頁。

　　9月21日晚，毛澤東收到曾希圣報告皖北災民擁護治淮的情況，精神為之一振，他從田家英手中接過電報，又在上面給周恩來寫了一段批示：“周：現已9月底，治淮開工期不宜久延，請督促早日勘測，早日做好計劃，早日開工。”

　　第二天，周恩來將此電及毛澤東的批示轉達中央財經委主任陳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給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寫了信，告知10月5日饒漱石、鄧子恢來京時將作最后決定。他將毛澤東不誤時機的思想進一步具體化，說治淮秋汛一過就要動工，治水和打仗一樣，不能錯過時機，遲一步都不行，處處要配合天時和人力，行動要非常機靈。

　　在共和國治水工程中，周恩來善于把毛澤東的方略具體化和做些發揮。到第57次政務會議時，他已經歸納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則，比如統籌兼顧，標本兼治，一是要兼顧蓄水和泄水，二是要兼顧不同地區，三是要兼顧不同部門。這些原則不僅在治淮工程中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也使其他經濟建設項目有了依據，其影響十分深遠。

　　1950年冬季，一邊是緊張的抗美援朝，一邊是抗災治淮，兩副重擔同時落在年輕的共和國肩上。80萬治淮大軍投入工地，奮戰80天，一條長達168公里的蘇北灌溉總渠，蜿蜒盤踞在華東大地上。肆意橫行的淮河終于套上了韁繩。

　　然而，到了“大躍進”的1958年，一些頭腦發熱的人們已經忘卻了套著韁繩的淮河，以為那已經是條死老虎，周恩來原先制定的分工合作、集中領導的原則已被人放棄，治淮委員會也被撤銷；周恩來倡導的蓄泄兼籌的原則，也被人否定，代之以一種叫“葡萄串”和“滿天星”的“發明”，即在溝里一節節地攔水，在地面上一片片攔水。雖然這是群眾的“小發明”，一經報刊的大力宣傳，便成了全國性的時尚，沒有人再講排水了。

　　雖然周恩來受到反反冒進的打擊，但對蓄泄兼籌的治淮有效原則，他不肯放棄，他在有關的省委書記會議上，打比方說：“我問過醫生，一個人幾天不吃飯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會中毒。土地也是這樣，怎能只蓄不排呢？”

　　正如水利專家林一山說的那樣：每當全國發生難以解決的水利糾紛，或是水利建設中出現重大難題，周恩來都親自出馬，認真處理；凡是毛澤東交辦的治水任務，周恩來更是抓得緊，抓得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