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周恩來關系解密

陳獨秀與周恩來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陳獨秀的一生都充滿了傳奇色彩。他篤信“世無朋友更凄涼”，一生輕錢財，重感情，故而知己滿天下，為后世留下了眾多膾炙人口的友誼佳話。本文在此所要記述的，就是他與著名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的歷史交往。

一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曾同趙世炎、陳延年等人組織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周恩來回國，旋即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當時廣東區委工作范圍包括廣東、廣西、廈門、香港等地，是中共較為重要的一個組織。任命歸國不久的周恩來為廣東區委委員長，足見中共中央對周恩來的看重。也正是由此刻開始，周恩來正式加入陳獨秀麾下，開始為中國的革命事業而攜手奮斗。

陳獨秀對于周恩來來說并不陌生：還在南開上學時，他便看過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思想上接受著其反帝反封建號召的影響。甚至于1917年在去日本途中，周恩來身邊還帶著一本《新青年》。據記載，到日本后，周恩來曾費盡周折借到了一本《新青年》第三卷全份，他將其拿回宿舍中看，覺得“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后來“他在日本感到找不到救中國的道路，心中極端苦悶，又把《新青年》第三卷找出來讀，感到心頭豁然開朗。”

在黨的一次會議上，陳獨秀與周恩來相識了。當時陳獨秀已是黨內的傳奇人物：他先是在1916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發起在中國近代史上極具影響的新文化運動；繼而作為“總司令”，領導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接著，陳獨秀又與李大釗等人于1921年一手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這一系列傳奇經歷都使得陳獨秀成了當時進步青年心中的偶像。

見到陳獨秀時，周恩來一陣興奮。陳獨秀那樂觀大氣的革命豪情、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才思，以及對政治問題精辟入里的分析，都讓周恩來深為嘆服。而思想激進、傾向革命、對封建三綱五常舊禮教異常痛恨、與陳獨秀兒子陳延年一般大的周恩來，也給同為“選學妖孽”、誓與封建禮教相決裂的民主革命斗士陳獨秀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兩人常聚在一起交談時事，發表對時局的看法，研討對策。

1937年春陳獨秀在南京第一監獄中

1925年5月，上海內外棉七廠日本大班率領打手槍殺中國工人顧正紅，打傷多人，工人群起罷工反抗。30日，上海學生和其他各界群眾舉行反帝游行，租界巡捕開槍鎮壓，死十多人，釀成“五卅”慘案。6月23日，廣州各界群眾聲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進行反帝大游行，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從馬隊中抽出兩個營，從黃埔軍校抽出一個營，亦參加示威游行。當時，游行隊伍四人一排，周恩來走在最前列，他沿途高呼口號，情緒十分激昂。不料，當游行隊伍經過沙面租界河對面的沙基時，在沙面的英軍突然向游行隊伍開槍，周恩來左右兩邊的人都被打死，他幸免于難。陳獨秀聞訊后立即派人前來探望，對周恩來的關心掛念之情，盡顯無余。

翌年3月10日，蔣介石指使其法西斯黨徒——孫文主義學會分子，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傳達給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一個命令，要李調中山艦到黃埔候用。然當中山艦開到黃埔時，蔣介石一面指使其黨徒散布共產黨“陰謀暴動”推翻廣東革命政府的謠言，一面假裝“驚異”，造謠說李之龍不服調遣，擅入黃埔。他以此為借口調動軍隊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及其他艦只，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及廣州東山的蘇聯顧問所，驅逐了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中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員。

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李富春等對情況的分析是：黃埔軍校有五百多名共產黨員，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六個軍中，五個軍的軍長和蔣介石有矛盾，而蔣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產黨員，我們還掌握了一個葉挺獨立團，從力量上看是可以反擊的；只要我們態度強硬，國民黨左派也會支持我們。

不料，這些建議卻被陳獨秀拒絕。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主張妥協，3月29日還發出指令說，“蔣介石的行動是極其錯誤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不能讓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關系破裂，更不能讓第二軍、第三軍和蔣介石軍隊之間發生沖突”。對蔣介石，“我們現在應該全力拯救他，將他從深淵中拔出來”。彼時中共是共產國際下轄的一個支部，許多事情都要聽命于共產國際，陳獨秀作此決定也存在很多言不由衷的成分，周恩來能體會到陳獨秀的艱難處境，他并沒有責怪陳獨秀，只是暗自嘆氣，嗟嘆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