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周恩來關系解密【2】

二

1927年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聯席會議決定準備第三次武裝起義，隨后成立了特別委員會，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尹寬、彭述之、周恩來、肖子璋組成，并且組織了以周恩來為首的特別軍委。這一次，周恩來與陳獨秀接觸增多了，但他們之間的分歧也更明顯了。

當時，作為中央總書記和特別委員會負責人的陳獨秀對于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來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是積極的，但他認為武裝起義是“群眾的奪取武裝，群眾的開代表大會”，這個指導思想反映在中共上海區委的一次報告中，就明確提出起義不必先有武裝。而周恩來早在旅歐時就明白革命要有革命的軍隊，加上他在廣東時指揮過戰爭，有軍事工作經驗，更體會到了自己掌握武裝的重要意義，因此提出：“要有自己的準備”，“糾察隊、自衛團都有規定特別工作”，“并加暴動起來奪取武裝”。彼時周恩來是軍委書記，他遂提出軍事工作的綱領性計劃，包括：建立領導機構，組織武裝力量，加強隊伍訓練，準備武器，加強敵軍工作，開展情報活動等，還組織了三支武裝力量：糾察隊、自衛團和特別隊。

在起義時間問題上，陳獨秀認為當時黨的力量薄弱，起義不宜發動太早，他提出兩條標準：1、上海已無北洋軍閥的駐兵；2、北伐軍到松江后仍前進，或到達龍華后。周恩來則不同意這兩個標準，認為根據北伐戰場形勢分析和上海敵人駐軍情況，“假使松江下，必可動，因畢（北洋軍閥駐軍領導人畢庶澄）決不致再守上海。蘇州下，也必可動，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時他的兵隊必有一部潰散”。兩人爭論許久，最后確定：“一、松江下，二、蘇州下，三、麥根路與北站兵向蘇州退，三條件有一個就決定發動�！�

稍后起義爆發，在工人糾察隊攻打軍閥部隊遇到困難時，陳獨秀知道后曾下令要工人糾察隊向大場方面撤退。然當時陳的命令由鄭超麟傳達給指揮部，有周恩來參加的指揮部沒有執行，而是繼續打下去，結果卻勝利了。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一次成功的嘗試。在這次革命壯舉中，陳獨秀雖然與周恩來有一些分歧，但兩人并肩戰斗的情誼卻更為濃厚，陳獨秀甚至在周恩來影響下還一度明確指出“軍事因素起著頭等重要的作用”，要求起義時“無論是警察的、士兵的，一支、兩支（槍）都奪取”。陳周兩人的深情厚誼，由此可見一斑。

這年4月1日，汪精衛回到上海。他在與陳獨秀會晤時，將中共要打倒國民黨、沖入租界一類的話，向陳提出質問。“陳獨秀力稱決無此事”，并“親筆”起草了《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即《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以解釋謠傳表明態度”。然《宣言》發表不久，國民黨反動派即背信棄義地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給了經驗不足的中共黨人以當頭棒喝。

政變發生后，該月16日，李立三于上海主持召開了特委會，周恩來在大會上指責了《汪陳聯合宣言》：“如果武漢政府仍繼續和談空氣，則各方面損失更大。”會后，他又起草電文給中央，說：蔣介石在上海勾結帝國主義與中國銀行界，借款一千萬，在上海等地進行大屠殺，捕殺共產黨人，我們應乘它政權未固，迅速出師，直指南京。周恩來還在電文中分析了蔣介石目前能直接使用的軍隊僅五個師：1、2、3、14、21師，1、21師的領導人薛岳、嚴重被蔣趕走，戰斗力大減；2師常敗，在昆山；在南昌的只有3、14師，國民革命軍其他各軍兵力大于蔣，因此，他認為：“為全局計，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钡�遺憾的是，這個意見沒有被陳獨秀采納。

稍后武漢“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爆發，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全面失敗，中共中央于漢口召開“八七”會議，陳獨秀被解除總書記職務。然陳獨秀雖被解除中共中央領導人職務，卻仍遭汪精衛通緝。于是，在那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形勢下，具有大將風度的周恩來，他不僅沒有對陳獨秀另眼相看，反而積極保護他和秘書黃文容等，將其轉移到黨開設的漢口花樓街的紙行里隱居，并用私費開支他們的生活費用。當時，周恩來此舉曾一度讓慨嘆“世無朋友更凄涼”的陳獨秀感激良多。

三

陳獨秀被解除總書記職務后不久，中央又指示其赴蘇聯向共產國際檢討錯誤。在這之前，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剛被國民黨殺害，長女筱秀來上海奔喪，由于國民黨不讓收尸，看到哥哥的慘狀，性情剛烈的陳筱秀極度悲痛，憂憤之下亦暴死于上海醫院。一年之內三個兒女相繼離去，陳獨秀已十分悲痛，時常老淚縱橫。此時，看到中央的指示，倔強的他不同意由他負大革命失敗的責任，不愿意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他的處理，遂拒絕前往蘇聯，并開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論，于思想上倒向托洛茨基主義，最終于1929年11月15日被開除中共黨籍。但陳周兩人的關系卻并沒有因此而斷絕。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由于叛徒出賣在上海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后被移送南京老虎橋監獄，在其監禁期間，周恩來、葉劍英還于中蘇文化協會黃理文等人陪同下到監獄看望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