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周恩來關系解密【4】

四

翌年1月28日、2月8日，康生秉承王明的旨意，又于《解放》周報第1卷第29、30期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文。康文約16000余字，其中指明陳獨秀為首的托派是日本的間諜，公開污蔑陳獨秀為日本間諜、漢奸。3月17日，王明領導下的《新華日報》還發出了《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短評，一再要陳獨秀作“公開聲明”、“公開宣言”、“公開正式聲明”、“公開坦白地宣言”。

3月18日，看到污蔑自己的文章竟然在由周恩來任董事長的《新華日報》刊出，陳獨秀甚為傷感，他遂發表《致<新華日報>公開信》，公開駁斥王明等人對他的污蔑。信一開頭敘述了他出獄初期在南京、武昌與葉劍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觸，以及“還有希望我回黨之意”，而現在“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

在陳獨秀發表公開信之后，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參加進來，對共產黨發起圍攻。周恩來為了捍衛黨的利益，幾次托人去看望陳獨秀，并囑托他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以免事態的繼續擴大。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徐特立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問陳獨秀，才使這場風波較快地平息了下來。

對于客觀上導致陳獨秀與周恩來“分道揚鑣”的這一“陳獨秀漢奸事件”，時任藝文研究會主持人的陶希圣曾說過：“……我那時主持藝文研究會，籌得一筆錢，許多學術文化界人士要逃離戰區到后方去，而缺乏路費的，就接濟一下。我那時指定一個職員跟他的女工（實際是陳獨秀的太太潘蘭珍）聯絡……每周或每月補助一些買菜錢。這個女工有一天把腿摔傷了，我們還找外科醫生看，幫助她一點醫藥費。”原來，康生等人揪住不放的所謂“300元日本津貼”，竟然是藝文研究會補助陳獨秀的生活費。但陳獨秀與周恩來并肩戰斗的機會，卻因此“曠世奇冤”再一次，也是永遠地失去了。

此后，陳獨秀輾轉來到重慶，生活甚為清苦。而當時在重慶的周恩來，也沒有忘記共產黨的這位主要創始人，王明倒臺后，即1939年2月，就在陳獨秀因病到重慶寬仁醫院住院時，周恩來、朱蘊山還曾去醫院看望過他。而僅僅兩個月以后，陳獨秀轉赴江津居住，周恩來又親赴江津，再次看望了陳獨秀。

那時陳獨秀夫婦剛被逐出“延年醫院”不久，正住在江津縣城小西門一處臨街的破爛民房里。周恩來一進屋院，映入眼簾便是一番凄涼、蕭索的景象，他不由得一陣心酸。待步入里屋，見到陳獨秀，想起兩人并肩戰斗的往事，周恩來遂誠懇地說道：“獨秀先生……我這次專程到江津來，一是知道你貴體欠安，來看看你；二是請你到延安，中央和過去的老同志都歡迎你去。那里條件總比這里好些，還有外國的醫生，可以給你治病，你畢竟當過黨的幾屆總書記。希望你拋棄個人成見和固執，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寫個書面檢查回黨工作吧。”

對于周恩來的邀請，陳獨秀甚感驚訝，他一時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沉默了一會，陳獨秀沉聲說道：“恩來，不是開玩笑吧？當初我從南京監獄出來后，主動要求去延安，奈何袞袞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罵得狗血淋頭，污我是拿日本人津貼的漢奸，如今怎么……我不去，我決不會去延安！大釗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們開會，我怎么辦？與其去延安做擺設，我還不如就呆在這江津，實實在在地做點學問。恩來，你的好意，潤之的好意，我心領了。獨秀惟求某些別有用心之人，別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為謝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請君毋復再言此事。”

周恩來深知陳獨秀脾氣倔強，他一旦決定了的事情就很難改變，遂搖了搖頭，嘆了口氣，吩咐隨行的侍衛長龍飛虎拿出帶來的一百塊銀元，放到了桌子上，說道：“獨秀先生，我們知道你現在生活并不寬裕，這是我們從‘互濟會’里拿出的一點錢，請你一定收下。”此時，目睹周恩來此舉，一生看重友情的陳獨秀眼中竟滾出兩滴老淚，他動情地握住周恩來的手，連連說：“‘互濟會’是當年我提議創辦的。它的錢，只能用來營救獄中的同志，照顧烈士的家屬……這錢，我怎么能收？請你帶回去，我是無論如何不會收的！”他堅持把這筆錢放回了龍飛虎的包里。看著再談下去也不會有什么結果，周恩來遂起身告辭。

然令周恩來與陳獨秀都意想不到的是，兩人的這一次見面竟成永別。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墻院溘然長逝。周恩來聞知噩耗后良久不語，痛苦之情盡顯無余。此后，對于陳獨秀的后人，周恩來甚為關懷，建國后任政務院（后改為國務院）總理的他還于百忙之中指示安慶有關部門妥善照顧陳獨秀第三子陳松年一家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