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領導國統區文化抗戰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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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黨內先后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公開職務，直接領導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以及后來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他以其嫻熟的斗爭藝術和個人魅力，正確地貫徹中共中央的文化政策，建立起廣泛的文化統一戰線，為堅持抗戰、團結抗戰以及抗戰勝利和新中國文化力量的儲備作出了巨大貢獻。

　　組織領導黨在國統區的文化抗戰

　　大后方環境復雜，要想成功地實現共產黨在文化抗戰上的影響，推動國民黨抗戰，沒有強有力的組織保障，工作難以開展。為此，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同時，又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同國民黨進行談判。12月18號，周恩來同王明、博古、鄧穎超等來到武漢。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見，決定兩個組織合并，對內稱長江中央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由王明任書記，周恩來任副書記。雖然周恩來任副書記，主要負責統一戰線方面的工作，但是多方面的因素使周恩來實際上起了靈魂和核心的作用。在文化抗戰工作上的領導亦如此。不久中央長江局撤銷以后，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周恩來親自參與組建南方局，并擔任南方局書記，全盤領導并負責統戰工作委員會。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專門發出了《關于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強調國統區開展抗戰文化運動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明確要求：“如何在各個文化部門中（理論的，政治的，學校的，社會的，文學的，藝術的）推廣和深入這個運動，希望國民黨區域的黨部加以切實的研究”。為貫徹中央精神，10月，根據周恩來的提議，南方局內部成立了專門負責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文委由周恩來直接領導。據曾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張穎回憶：“當時文委主要人員其實只有幾個人，馮乃超、胡繩、潘梓年。”人手雖少，但效率卻很高。南方局文委的文化工作涉及到哲學、經濟、歷史、政治理論、文藝理論、新聞出版等各個領域。“南方局文委的業務范圍很廣泛，我到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時候，比較多的時候是與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打交道”，“還有就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其他還包括宣傳、出版、報刊等都是文委關注和領導的。” “葉以群是黨派到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去協助老舍工作的，就像馮乃超是黨派到文化工作委員會（隸屬國民政府政治部）去協助郭沫若工作一樣。文化組的全部工作都必須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為了活動方便，每人都有一個公開的身份作掩護……文化組每隔兩三周就要開一次工作會議，這些會議都是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往往從晚上10點鐘左右開始，一直開到凌晨三四點結束。會議討論的都是相當重大的問題，比如國統區以及部分淪陷區文化宣傳工作和統戰工作的方針與任務；對國民黨開展文化斗爭等策略；以及《新華日報》在各個時期的編輯方針，乃至社論的內容和題目。所有這類問題，最后都要由周恩來作出決定。”

　　由于共產黨在大后方無法以政權的形式與力量來實現自身的文藝主張，周恩來在組織建設上采取靈活多樣的形式來實現對文化抗戰工作的領導權。在他的領導下，全國性的抗戰文藝機構都陸續建立了黨的組織。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簡稱八辦）有文藝小組；南方局有文委；三廳也有黨的組織。周恩來明確指示：三廳上面的主要干部成立一個黨小組，下面的黨員另外成立一個黨支部，互相不要發生聯系。萬一發生了問題，就不至互相影響。三廳領導干部黨小組由周恩來親自掌握，成員有郭沫若、陽翰笙、杜國庠、董維健、馮乃超、田漢等。與三廳一樣，文工會也有黨組織，依然分為領導干部與普通黨員兩個小組，互不聯系。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共產黨牢牢掌握了國統區文化抗戰的主陣地。

　　《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全國公開發行的黨報黨刊，是黨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大后方的領導文藝運動的重要思想文化輿論陣地，充分發揮了“喉舌”作用，分別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創立。《新華日報》創刊時，周恩來在1月9日為它題詞：“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群眾》周刊成立不久，他約見《群眾》周刊副主編許滌新等，對他們說：“《群眾》的編輯方針，同《新華日報》毫無二致，差別在于《群眾》是黨刊，是理論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發，要更多地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幫助廣大讀者理解抗日戰爭的正義性，理解抗日戰爭勝利的必然性。同時，還要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去批判當時一切不利于抗戰以致破壞抗戰的各種反動謬論。”

　　武漢失守后, 《新華日報》遷往重慶繼續出版，在成都、重慶、昆明、桂林、南京等地設有營業部、發行部。在其存在的九年多時間里，大部分時間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他親自規定《新華日報》的宣傳方針，審閱重要稿件和社論，還常一絲不茍地幫助修改稿件，連標點符號也不輕易放過，親自撰寫社論、專論、代論和新聞。據不完全統計，周恩來先后為《新華日報》撰寫的文章有58篇、題詞11次，在《群眾》周刊發表文章13篇。平時，他不管怎樣忙，總要抽出一定時間接見報社的工作人員，要求他們“努力學習，下苦功，多看，多讀，多研究，學習要專還要博，不要自滿”。在他的指示以及指導幫助下，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人員也紛紛投入了這一重要輿論陣地。很多文委的同志當時的公開身份就是《新華日報》的編輯、記者等。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新華日報》的發行量，一度成為“中國報紙中算是最大的銷售”，連蔣介石也要看。

　　《救亡日報》和《華商報》也是在周恩來指導下創辦的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早在抗戰初期，周恩來要夏衍以進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強調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樣，但一定要爭取公開合法，還談到要在國民黨統治區辦一張黨報。1937年8月中旬，周恩來指示夏衍協助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籌辦《救亡日報》，提出要把該報辦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他希望《救亡日報》能夠擔當起“鞏固和擴大救亡陣線，動員起千千萬萬的群眾”的責任，以獨特的風格來“宣傳抗日、團結、進步”。周恩來還說：“要好好學習鄒韜奮辦《生活》的作風，通俗易懂，精辟動人，講人民大眾想講的話。”夏衍努力貫徹周恩來這個指示，先后在上海、廣州、桂林等地出版發行《救亡日報》，在廣泛的社會階層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皖南事變后被迫停刊。

　　皖南事變后，一大批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疏散到香港。1941年2月10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致電中共中央和周恩來，請求在香港辦一份報紙。周恩來立即復示同意，并指出：“這張報，不用共產黨出面辦，不要辦得太紅了，要灰一點……不僅在香港發行，還要發行到東南亞菲律賓等地去。”4月8日，《華商報》創刊號面世，受到國內外華僑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