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領導國統區文化抗戰軼事【4】

　　尊重文化人與文化人交朋友

　　由于歷史原因，周恩來在國民黨上層和愛國人士中本來就有很多朋友。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武漢和重慶以后，他交往面十分廣泛，重敘舊情，廣結新交，開誠合作，其中很多就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周恩來以他的真誠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和尊重。

　　對于文化界人士，周恩來是尊重有加的。上海、南京失守以后，各地文化界人士云集武漢，第三廳不可能把他們都容納進去。周恩來在籌組政治部第三廳的同時，積極推動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把云集武漢的眾多的文化界人士團結起來。為了這件事，周恩來特地拜訪馮玉祥，請正在他那幫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來主持文協。1938年3月，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成立大會上，激動地講道：“今天到場后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這是值得向全世界驕傲的！諸位先知先覺，是民族的先驅者，有了先驅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團結，象征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作為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首次公開與廣大作家交流意見，對知識分子的贊賞與尊重溢于言表，很是鼓舞人心。

　　鄒韜奮是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他所主辦的《生活》周刊和生活書店，在全國，特別是青年中有著極大的影響。周恩來在武漢第一次同他見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樣。他對鄒韜奮說：“我們還沒見面的時候已經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國會的抗日主張和我們是一致的，愛國七君子的風節我是很佩服的。”談話中，周恩來關切地詢問他出獄后的身體和家庭情況，向他分析抗戰的形勢和任務，指出：“現在我們一起奮斗，以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將來，我們還要共同努力，以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臨別時，周恩來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請你們記住，愛國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無論什么時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請隨時提出來。”周恩來的熱情強烈地感染了鄒韜奮。他后來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說：“周恩來先生的確是我們的‘良師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在皖南事變以后一段時間里，周恩來晚上經常在新華日報營業部二樓會見各方面人士，不僅同他們談團結抗戰，而且一起談歷史、談哲學、談文學、談經濟，結交了許多朋友。對科學技術界的朋友，周恩來囑咐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同他們廣泛交往，推動他們組織起來，投入到抗日救國的洪流，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周恩來經常關心座談會的活動，同他們懇談，幫助他們認清時局和抗戰前途。有一天，他和董必武邀請“自然科學座談會”7位科學家到《新華日報》編輯部共進午餐，為科學家梁希慶祝六十壽辰。梁希激動地說：“我無家無室，有了這樣一個大家庭，真使我溫暖忘年。”回去后，梁希夜不能寐，起身作三首七律，兩首送給周恩來，一首送給新華日報社。

　　周恩來不僅自己廣交朋友，還指示國統區的黨員干部利用社會職業勤交朋友。1942年，夏衍從香港來重慶，周恩來多次與他推心置腹地交談。周恩來說，勤交朋友，要盡可能多交朋友。“你有一個有利的條件，就是你在廣州、桂林、香港辦報的時候，認識了一些國民黨的黨政軍方面的人，和一些‘左翼’以外的文化界人士也交上了朋友。”“現在到了重慶，交朋友方面要更廣一些，對在政治上、文藝思想上意見不同的人，對他們也要和和氣氣，切忌劍拔弩張，這方面我們犯過錯誤吃過虧，千萬不要再犯。”他又說：“你是搞戲劇電影的，在重慶就有許多可以團結和這方面必須團結的人。”這樣，夏衍就以進步文化人的身份，在重慶撰文為生。

　　周恩來在同朋友交往中，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待人以誠。他總是尊重對方，能夠設身處地地為對方著想，照顧到對方的困難和接受程度，以平等的態度同人家交換意見。他對夏衍說過：“對過去不認識，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疑懼。只有把對方當作朋友，人家才會把你當作朋友。”這是周恩來能在這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