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領導國統區文化抗戰軼事【3】

　　思想上引導維護文化界的團結

　　皖南事變后，大批的文化人轉移到香港。為解決當時文化人到香港甚多帶來的矛盾和爭論，做好團結、爭取文化人的工作，周恩來于1941年5月7日致電廖承志：“三個月來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建議你學習列寧、斯大林對待高爾基的態度，幫助文化人前進。”他在指示如何對待文化戰線上的朋友及黨與非黨干部問題中說：“第一，不能拿抗戰前的眼光看他們，因他們進步了，已經經過一次考驗了。第二，不能拿抗戰前的態度對待他們了，因他們已經經過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時代的生活了。第三，我們不能拿一般黨員的尺度去測量他們，去要求他們。”同月，為了加強對香港進步文化工作的領導，推動香港抗戰文化的發展，建立中共對外宣傳工作的基礎，周恩來批準成立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由廖承志等5人組成。香港文委成立后，擴大和鞏固了香港文化界統一戰線，使香港抗戰文化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對此，周恩來曾于1942年6月21日就南方局領導香港文化運動的情況報告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委。報告談到：皖南事變前“香港文化運動只限很小的下層活動，自渝大批文化人到港，才有新的展開”。

　　學術界發生學術理論問題上爭論是經常的事。周恩來明確指示，這種學術討論不能妨礙文化界團結抗戰、爭取民主的大局。當時在黨的領導下，進步學術工作者中間有一個讀書會，周恩來也常去參加。侯外廬回憶，當時參加讀書會的一些進步學術工作者有一段時間曾把主張唯心主義的哲學家馮友蘭、賀麟視為對立面，每次聚會一碰頭就分析他們的政治動向，研究他們的每一篇文章。一次，周恩來來了，聽了這個話題，便平靜地對大家說：“民族大敵當前，在千千萬萬種矛盾中間，學術理論界也面臨著錯綜復雜的矛盾。我們同馮友蘭、賀麟在階級立場上固然是尖銳的，但畢竟不是主要矛盾。當前學術理論上最危險的敵人，是國民黨右派妥協投降理論，我們斗爭的鋒芒應該對準陳立夫《唯生論》。”一席話切中要害，說得大家心服口服。這一次杜國庠也在場，他顯得特別興奮，會后，久久地對周恩來的講話稱道不已。

　　南方局整風運動中，對于黨外文化人士，周恩來明確規定了政策界限。1945年1月18日，周恩來在《大后方文化人整風意見》中提出，文化人整風只限于文委及《新華日報》社的同志，對于黨外文化人士，則引導他們向國民黨當局作要求學術、言論、出版自由的斗爭，向頑固分子作思想斗爭，揭露國民黨文化統治政策的罪惡，并引導其與青年接近，關心勞動人民生活，以便實際上參加和推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否則，抽象地爭論世界觀、人生觀，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對歷史問題的爭論，必致松懈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招致內部的糾紛，這是很要慎重的。這個指示既結合國統區實際情況貫徹整風精神，又團結了黨外廣大文化界人士，使他們積極投入了民主運動，得到實際的思想鍛煉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