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將莫如相——劉亞樓和周恩來的將相交往【6】

　　　　 劉亞樓迭次打造文藝精品，周恩來導演《東方紅》有來由

　　空軍有兩支部隊，一支是幾十萬人的作戰部隊，一支是500人的文工團。這是劉亞樓的名言。

　　《晉書》嘗云“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說的是文人（指隨何、陸賈）不能武，武人（指絳侯周勃、灌嬰）不能文，各有其局限性。劉亞樓不同意這個觀點，雄氣與霸氣集一身的他，就是個文武雙全的陸空名將。他認為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同等重要，而文藝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著特殊的作用，因此他把文工團當作部隊使用。

　　劉亞樓對文藝的喜好和看重，早在紅軍時期就已顯山露水。他的部隊有不少文藝人才，他對這些文藝人才也特別愛護。1934年春，在中央紅軍開展的“紅軍青年沖鋒季”競賽活動中，他帶頭唱歌演戲，還學拉二胡、吹口琴，屢屢獲獎，受到總政治部的表揚。

　　赴蘇留學期間，他又學會了跳舞。當時，蘇聯元帥、曾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伏羅希洛夫率代表團到比利時參加女皇加冕典禮，女皇出于禮節為他組織了一場舞會，還親自邀他伴舞。可惜，行武出身的伏羅希洛夫不會跳舞，非常失禮，也破壞了氣氛。回國后，他就要求每個軍官必須學會跳舞，作為一個課目來訓練。劉亞樓到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時，正趕上跳舞熱，他一學就會，還學會了彈吉它，尤長于彈奏《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歌曲。

　　新中國成立后，他住到了北京，繁忙工作之余，也跳跳舞，或是哼哼京劇。輪到在空軍指揮所值班時，他總要干滿24小時，夜里就在指揮所的首長休息室過夜，偶爾叫人來拉胡琴，陪他清唱。

　　鑒于在全軍第一屆文藝會演中，空政文工團獲獎較少，1958年，要強的劉亞樓便親自抓空軍的文藝工作，力求盡快打翻身仗。他下令撤銷各軍區空軍文工團，把全空軍文工團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北京，擴大組建成空政文工總團，下設歌劇團、歌舞團、話劇團和軍樂隊，共500多人。

　　這年，剛成立不久的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空戰片《長空比翼》。影片拍完后，軍委請劉亞樓負責審查。劉亞樓提了改進意見，總體給影片以高度評價。這種空戰影片給劉亞樓很大啟發，指示空政文工團也要搞出一臺反映新中國飛行員的大戲。文工團據此指示，開始創作排練話劇《年青的鷹》。劉亞樓多次找來劇作者葉槐青商討立意，指出在劇中要充分體現毛澤東軍事思想，反映“一域多層四四制”空戰戰術原則和人民空軍在戰斗中成長的歷程，他還字斟句酌地修改臺詞。

　　1959年8月，《年青的鷹》作為代表空軍參加全軍第二屆文藝會演劇目，取得成功。周恩來親自觀看了《年青的鷹》，并接見了全體演職人員，稱贊說：這個戲演得很好，很成功，把空戰搬上舞臺是個獨創，天上的仗拿到地上打，空戰看不到飛機很新鮮。這個戲看一遍不行。我還要再看看，要用腦子才能提出問題。他還對其他領導人說：這個戲對青年人教育很大，讓孩子們看看很好。

　　劉亞樓指示空政文工團搞出的歌劇《江姐》，也成為藝林精品，其中主題歌《紅梅贊》的詞曲，還是他親自敲定，并反復修改的。劉亞樓一再強調文章不厭千回改，藝術就是要精益求精。《江姐》劇本插曲《我為共產主義把青春奉獻》，有段唱詞：“春蠶到死絲方盡，留贈他人御風寒；蜂兒釀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滿人間。”劉亞樓經反復斟酌，將首句改為“春蠶到死絲不斷”。這一改，含意深厚，體現了共產黨人至死不渝的堅定信念和人格力量。《江姐》在首都公演的第4天晚上，周恩來和夫人鄧穎超既沒有通知空軍，也沒帶隨行人員，自個買了兩張票進了劇院。演出中周恩來有時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時點頭微笑，當看到誤捉蔣對章那段戲時，禁不住捧腹大笑，鄧穎超也笑個不止。雖然沒有消息報道，但周恩來觀看《江姐》的“口頭新聞”，卻還是迅速在首都文藝界傳播開了：空軍搞出了一臺大歌劇，把總理都吸引住了。后來，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的陪同下，也親自觀看了這部歌劇，并高興地說：我看你們的歌劇打響了，可以走遍全國，到處演出了。

　　在此前后，空政文工團推出的《以革命的名義》、《女飛行員》、《漁人之家》等劇，幾乎都能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空政文工團在中央首長那里掛上了號，經常到中南海演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都曾給予文工團很多關懷，親切接見演職人員。當然，最直接的關懷還是來自劉亞樓，他把文工團看成是他的另一支部隊。空政文工團正是在這種關懷中逐漸成長起來，在三軍乃至全國取得了赫赫聲名，并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全國的文藝發展，以至有時評：“要看戲，找空政文工團。”1964年8月10日，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在劉亞樓陪同下，專門接見了空軍首屆話劇、歌劇會演的全體人員。

　　1959年后，連續三年的困難和災害，加上國際上各種反華勢力也借機在政治上施壓，新中國處于“高天滾滾寒流急”、“萬花紛謝一時稀”的境地。嚴酷的現實賦予文藝工作者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盡快拿出一批謳歌民族氣節和英雄主義氣概的洪鐘大作。

　　1960年底，劉亞樓訪問朝鮮歸來，還沒歇口氣，就把空政文工總團負責人叫來，一見面就說：你們歌舞團不要一天到晚老是唱些個有氣無力的歌，我在朝鮮空軍的一個大機庫里，看到三千名人民軍將士演了一出大歌舞，叫《三千里河山》，很有氣勢，很鼓舞人心。賀老總和羅總長也表示贊賞。我把他們的節目單都給你帶回來了，你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們空軍要帶頭，拿出一部反映我們中國革命斗爭歷史的大型歌舞劇來。

　　經過精心苦練，這部歌舞劇終于可以和軍內外廣大觀眾見面了。該取個什么名字呢？劉亞樓本來定作《光輝的歷程》的，但軍中有人反映空軍“好大喜功”，只好忍痛割愛舍之不用。文工團領導建議叫《東方紅》，劉亞樓考慮來考慮去，最后敲定叫《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名稱既定，劉亞樓指示劇團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一演就是2個月，場場爆滿，轟動申城。

　　劇團載譽而歸。1961年“八一”建軍節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公演，更是盛況空前，連演8天，場場爆滿，觀眾達2萬多人，觀眾對演出的反響十分強烈，尤其是親歷過戰爭的老同志更是連聲叫好。以后又招待演出多場。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羅榮桓、羅瑞卿、彭真、李富春等領導人先后親臨觀看。首都各大報紙紛紛刊登劇照、歌曲和評論文章，稱之為“革命歷史的頌歌”、“激動人心，親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傳統教育”。

　　誰也不曾料到，這部曾被首都文藝界某些人稱為“四不像”的舞臺藝術作品，以其史詩般的藝術風格和磅礴宏大的氣勢，對中國的歌舞表演藝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藝部門，按照空軍的思路，編排出一臺規模更大的節目，定名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上海市委文化局找到牛暢，要去了劇本，然后集中了上海和華東數省的五六百名文藝工作者進行創作排練，時間跨度延伸至“大躍進”。

　　周恩來看過空軍和上海的兩場大歌舞后，萌生了一個念頭：隨著國民經濟的好轉和建國15周年的臨近，需要有一臺規模更大的文藝節目，來迎接1964年的國慶盛典。因此指示不僅要把已拍成電影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在全國放映，還要在此基礎上，搞一個更完整地反映中國革命歷史的大型歌舞，這就是后來的《東方紅》。他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總政文化部。劉亞樓表示：排《東方紅》，空軍全力以赴，要人給人，要槍給槍。于是牛暢擔任這部大型歌舞演出籌備組副組長，張士燮參加《東方紅》領導小組下設的文學組，參與創作排演。空軍《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的設計張敦仁擔任了《東方紅》的舞美設計組組長，空政文工團還派出60多位演職人員參加舞蹈等組。為了統一創作思想，《東方紅》劇組的創作人員看了一星期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電影，后來采用了其中包括《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游擊隊歌》，《南泥灣》等在內的10多首歌曲。

　　大型音樂歌舞劇《東方紅》取得了巨大成功，總導演周恩來在總結會上對空政文工團付出的辛勤勞動予以肯定，他特別提到:《東方紅》是在空政文工團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兩個歌舞劇的基礎上創作排演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