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將莫如相——劉亞樓和周恩來的將相交往【3】

　　　　 航空工業邁出驚人第一步，兩彈一星臺前幕后有明星

　　1950年1月5日　劉亞樓和重工業部代部長何長工聯名向中央提交《關于航空工業建設的意見》，建議成立航空工業建設委員會，成立航空工業管理局以及設立研究院等。

　　1月20日，劉亞樓隨同周恩來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抵莫斯科簽約談判，期間又向先期抵蘇訪問的毛澤東提及航空事宜。各項談判都進展順利，只有商務協定、民航協定比較復雜，一時定不下來。毛澤東和周恩來考慮在蘇停留時間過長，乃與蘇聯商議，已談好的條約和協定先行簽訂，沒有談妥的由李富春、劉亞樓等與蘇方繼續商談。

　　1950年12月下旬，劉亞樓剛從沈陽布置制造飛機副油箱生產任務歸來，就接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開會的通知。

　　這是個決定中國航空工業命運的會議。與會者都是從雪山草地走過來的老同志。會議開得很熱烈，與會者都對新中國空軍的發展及航空工業的建立，坦誠地談了各自的看法和設想。

　　并不是所有人都贊同航空工業立即上馬。有人認為現在上航空工業為時過早：新中國底子薄，經濟狀況不好，買飛機就欠了蘇聯不少錢，要是再上個航空工業，得花多少外匯？錢的漏洞該怎樣補？

　　劉亞樓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這就好比過河，大家都想過，但橋就那么寬，誰先誰后，得排排隊，否則一擁而上，就誰也過不去，得顧全大局，為重點讓路。

　　在會上，劉亞樓有的放矢：眼下朝鮮在打仗，前線戰事緊急，美軍攻陷朝鮮首都平壤，美機轟炸鴨綠江大橋，我志愿軍后續部隊和給養受阻，急需飛機，急需用我們的飛機裝備志愿軍，奪取制空權。可我們的飛機太少，靠買人家的飛機辦航空不行，那不是長久之計。從長遠看，必須建立我們自己的航空工業。空軍正準備抗美援朝，一旦打起來，大批飛機需要修理，甚至退役，沒有航空工業的支持不行！要我看，創建航空工業是個戰略問題！

　　此時，距朝鮮戰爭爆發不過5個月，距志愿軍赴朝作戰不過兩個月，前線戰事之緊大家都知道，身為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更是清楚，他說：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戰爭，總的趨勢是戰爭解決矛盾。如今不是小米加步槍的時代了，不僅是朝鮮戰爭，今后打的也都是現代化戰爭，離不開空軍，沒有航空工業給空軍作后盾，怎么行？

　　何長工也說：打內戰時，國民黨那幾架破飛機，給我們造成了多大威脅和何等損失？現在還不時嗡嗡嗡地騷擾我們，我們一定要立志自己造飛機！

　　周恩來意識到大家把話都掏得差不多了，便做了總結性的發言：我們是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和五億人口的大國，要想我們神圣的領空和人民不受侵犯，必須有強大的人民空軍來保衛，靠買人家的飛機不行，必須從實際出發，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我可以告訴同志們，主席在這件事上已經點頭。我看大多數同志對辦航空都很有熱情，少數同志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主要是考慮到國家的困難，但我們可以想方設法克服困難。

　　航空工業既已提到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上馬已是板上釘釘，會議中心議題，便轉為航空工業的發展道路問題。對此，周恩來指出：我國航空工業的建設道路，也要從實際出發。我們是先有空軍，而且正準備參加抗美援朝，打起仗來大批作戰飛機需要修理，這是辦航空時首先要解決的。眼下國家很窮，即使辦航空，也不能大手大腳花錢。因此，航空工業的建設方針，應該是先修理后制造，再發展到自行設計，原則是由小到大，在設計建立修理工廠時就要考慮日后轉變為制造廠的問題。

　　周恩來的講話，指明了中國航空工業的建設道路、原則和步驟，為創建航空工業提出了正確的方針。

　　周恩來作出部署：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總參謀部、重工業部、空軍四單位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組織領導航空工業的建設工作；另外，組成以何長工同志為團長，段子俊、沈鴻同志為團員的代表團，盡快啟程赴蘇，與蘇聯政府具體洽談，爭取外援。

　　和聶榮臻、劉亞樓一樣，何長工的興奮之情溢于言表：只要毛主席點了頭，斯大林那里我們去拜佛。

　　周恩來交待段子俊：有關飛機修理等具體問題，可找劉亞樓同志詳細談談。

　　窗外寒凝大地，雪天一色，窗內人人心中燃著一團火。中國航空工業在那個舉著星條旗的外來民族的挑戰下，邁出了驚心動魄的第一步。

　　中國航空工業代表團到蘇聯后，經過18天的唇槍舌劍，爭取到了蘇聯對中國航空工業建設的援助，達成了《中蘇航空工業技術協定》草案。

　　在國內的劉亞樓，時刻關心著談判的進程。每逢談判涉及一些關鍵數字或需要拍板時，代表團都要致電周恩來、陳云、李富春、劉亞樓請示。例如在談第二個問題時，代表團電告國內：“1、今天已同蘇聯七人委員會詳細討論各問題，唯希望亞樓迅速將今年應修飛機之種類及數量和應修何種飛機，務于14日電告，以便15日繼續討論。2、議定今年只大修發動機1500臺、飛機300架。但工廠修理能力應年修發動機3000臺、飛機600架。是否適當，請示。”

　　對這些問題，劉亞樓遵照周恩來指示，迅速作了回答。

　　4月17日，中央軍委和政務院頒發《關于航空工業建設的決定》，對新中國航空工業建設任務、方針、組織領導等，都作出了明確規定。其中指出，“中國航空工業建設在目前階段的任務，是全力保證中國空軍所有飛機的修理，爾后再逐步向制造方向發展”。為加強對航空事業的領導，中央軍委專門成立由聶榮臻、李富春、劉亞樓、何長工、段子俊、馬文組成的航空工業管理委員會。

　　周恩來主持的航空工業上馬會議召開一年后，1951年12月10日，還是在中南海西華廳，劉亞樓和那些最先商討如何建立中國航空工業的人們，又被周恩來召集來開會，國家計委副主任李富春、副總參謀長粟裕也參加了會議，討論航空工業3至5年由修理過渡到制造的發展計劃草案。

　　一個多月前，也就是10月30日，中蘇兩國政府正式簽署協定：蘇方答應援建中國6個修理廠及其所需技術資料、設備、材料、配件等，并派遣專家、顧問來華，支援總金額為3000萬舊盧布。有這個好消息鋪墊，這次會議內容更顯得令人亢奮、令人陶醉。根據計劃草案，航空工業轉向制造后，修理與制造分開，擬建立8個修理工廠，連同修理都移交給空軍。這次會議還決定創辦一所專門的航空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后改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李富春對劉亞樓說：你這個空軍司令可肥啦!

　　劉亞樓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就等著能肥起來呀，空軍缺飛機，朝鮮戰場缺飛機，沒有飛機，我還不是個光桿司令!

　　是啊，他怎能不喜悅呢，一年前在這里是討論要不要搞航空工業、如何搞航空工業，三年后就能看見自己制造的飛機了，空軍飛行員就能駕駛著中國造戰機巡邏疆土參加作戰了。

　　會上，周恩來作最后定奪：就按照你們提的計劃辦!這個計劃完成之后，就可以生產3600架飛機了。

　　周恩來看了看劉亞樓：在這個數量中，殲擊機、教練機、運輸機等各種飛機所占的比例，要請空軍審議一下，看是否符合軍委有關規定的比例關系。計劃中海軍所需要的飛機應考慮在內，海軍與空軍的比例是20:80，海軍組建21個團，空軍88個團。

　　最后，周恩來宣布：同意再向蘇聯聘請25名專家，完成這個計劃需要的人員、資金等，由富春同志辦理。看來，需要的資金折合成小米50億斤可能就夠了，但我們準備拿出60億斤辦航空!

　　這無疑是個驚人的方案，周恩來的話音剛落，會議室內立刻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中國航空工業的建設藍圖，在中南海誕生了。毛澤東很快批準了此方案。

　　周恩來對創建航空工業是深思熟慮、費盡心血的。他親自主持確定了航空工業的建設方針和由蘇聯援助的發展步驟，接著又為航空工業的人才聚集和隊伍組成多方操勞。對新中國的航空工業，劉亞樓也是全身心投入的。航空工業一建立，作為使用單位的空軍就采取了“大力支持國內制造”的方針。劉亞樓多次強調，要把空軍和航空工業、使用和制造當作一個整體，空軍要和工業部門多聯系、多商量，互相尊重，互相諒解，共同搞好航空工業，發展人民空軍。

　　在國防工業委員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劉亞樓進一步闡述了空軍“大力支持國內制造”的方針，他說：“國內制造出來的飛機，空軍敢飛，有危險也不怕。航空工業從修理轉入制造以后，有些產品不能完全達到技術要求，飛機和發動機的壽命比進口產品短，空軍部隊要積極接收使用，要給工廠一些時間，使其在實踐中不斷改進技藝，提高飛機的質量。”

　　有人說空軍這樣做很吃虧，有人甚至說劉亞樓拿國家的錢開玩笑。各種評說到了周恩來那里，他毫不猶豫地給劉亞樓撐腰：“這是在支持我們自己的航空工業!”

　　航空工業建立初期，需要大批干部和技術骨干，盡管當時空軍也剛建立不久，同樣缺乏干部和技術力量，但在劉亞樓的指示下，還是抽調了包括空軍副司令員在內的一批技術干部到航空工業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空軍顧全大局的做法，被周恩來在大會小會上表揚了個夠。

　　與一般“土八路”不同的是，劉亞樓在國防科技上頗有造詣。在有國內第一流專家參加的國防科技會上，劉亞樓的介紹頭頭是道。國防部五院院長錢學森曾由衷地對周恩來說：“要不是劉司令員身上的這套軍服，別人還以為他是一位高科技方面的專家呢。”

　　1960年2月，在軍委廣州會議上，副總參謀長陳賡提出，國防部五院有種風氣，什么對外加工的事、有關行政方面的事務，都推到錢學森那里去簽字，這怎么能行？錢學森的精力是組織領導導彈的研制，其他事情不要推到他那里去管嘛。錢學森提出的問題，保障好就行啦，其它事連讓他知道都不要，不要分散他的精力。陳賡自告奮勇，請纓去當導彈研究院院長。

　　軍委領導考慮到陳賡的健康等狀況，沒讓他兼任五院院長，而是選中了劉亞樓。空軍事務繁多，要建設要打仗，還要兼管民航，劉亞樓又兼任國防部副部長、國防科委副主任等職，不可能經常性地坐鎮五院，乃建議派空軍第一副司令員王秉璋兼任五院第一副院長。

　　他對王秉璋說：總的要求，就是不要讓錢學森教授為瑣碎的事操心，無論如何也不能干擾他，讓他專心搞研究，保障他的各項要求得到實現。技術方面由錢學森教授拍板，行政事務工作由你和其他人去做。各分院院長也主要管行政事務和保障工作，技術問題由技術專家拍板就算數。

　　3月8日，周恩來正式頒布命令，任命劉亞樓兼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研究院）院長，王秉璋兼任五院副院長。4月14日，劉亞樓召集五院領導班子開會，說：五院領導的分工，經過軍委廣州會議前后的醞釀，已經定下來了。聶總也于本月4日找我們黨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還是放在空軍，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時，由他拿總。中央把發展國防尖端技術視為“天字第一號任務”，大家要密切配合，指揮打好這場意義非凡的特殊戰役。

　　在中共中央高度關懷下，由聶榮臻牽頭，錢學森等專家和劉亞樓、王秉璋等人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制定了中國航天技術研制規劃。1964年底，周恩來提出在國防部五院的基礎上，再劃一些工廠過來，組建第七機械工業部（后改名航空航天工業部），統一管理導彈火箭和人造衛星的研究、設計、制造和基本建設。中國的航空航天事業在奠定基礎后，戰勝重重困難，穩穩進入從仿制到自行研制，從初級向高級發展的階段。“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對這樣“部院合并”的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中央專委小組會議上，針對兩派大鬧部院合并問題，有個造反組織要求批斗羅瑞卿，周恩來說：這個主意是我首先提出來的，在懷仁堂開了幾天會，劉少奇主席主持的，賀老總、聶老總、劉亞樓、羅瑞卿參加了，王秉璋也參加了，這過程要從1961年說起，這個問題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說合起來，部院合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三結合，理論聯系實際。周總理堅定地表示支持“部院合并”的做法。

　　新的世紀，凝聚著數代人心血的中國載人飛船“神五”、“神六”相繼上天。在舉國歡慶的日子里，“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曾任中國航空航天部副部長的孫家棟等人，動情地講述了聶榮臻、劉亞樓等開國元勛用心血澆灌中國航空航天之花的往事。現在的輝煌令人陶醉，過去的故事一樣讓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