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將莫如相——劉亞樓和周恩來的將相交往【4】

　　　　 特殊戰線總理倚重上將，臨危受命首度率團赴蘇

　　1960年7月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援華協議，撤回專家，破壞對華援建項目，應提供的設計圖紙、工藝資料、關鍵的原材料全部中斷。猝不及防的釜底抽薪，加上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的影響，使得初露微光的中國航空航天工業又呈現出一團淡霧。當時在西方國家仍對新中國實行技術經濟嚴密封鎖的形勢下，如果不審時度勢積極采取有效措施，新中國航空工業在一段時間內就很可能出現“后繼無機”的局面。在周恩來的關懷和親自籌劃下，中國軍民并沒有停止設計工作。

　　當赫魯曉夫看到他們“釜底抽薪”的邪惡手法，并無法使中國服服帖帖地聽從他們的擺布后，便又擺出一副求和的面孔，力圖修補已經冷卻的中蘇關系。1961年2月，赫魯曉夫給毛澤東寫來一封信，說：蘇聯愿意向中國轉讓米格-21戰斗機的制造權，希望中國政府盡快派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

　　朝鮮戰場上王牌飛機的空中對壘，使敏銳的軍事科學家們意識到了研制高速戰斗機的重要性。1958年，美國率先實現這一目標，研制成功M2．02（2146千米/小時）的F-104星式戰斗機。蘇聯緊隨而來，也在同一年研制出了性能相近的米格－21戰斗機。

　　米格－21還在研制之中，中國就與蘇聯簽訂了引進該機的技術援助合同。合同剛簽不久，中蘇關系突然惡化，蘇聯單方面中止執行合同。中共中央軍委在同年召開擴大會議，根據當時的形勢和空軍建設的需要，明確提出空軍以高空高速戰斗機為重點的發展方針，并要求首先將殲-6飛機（仿米格－19型）優質過關，繼而研制出仿米格－21的殲-7飛機。如今，在中蘇關系異常緊張之時，赫魯曉夫作出這個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友善舉動，不能不使中國政府思前顧后、滿腹疑慮。但大度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是作出了驚人的抉擇，決定派團前往。

　　因為這是中蘇關系破裂后派往蘇聯的第一個代表團，中央對此非常重視。周恩來親自指定劉亞樓任國防工業代表團的團長，并說：讓劉亞樓同志去，我放心。

　　就在這次航空節前不久，國際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埃及經過多年抗爭，終于從殖民主義者手里收回了蘇伊士運河的主權。當時不少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群起反對，而中國政府堅決支持，毛澤東還專門發去賀電，稱:“我們堅決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蘇伊士運河的完全合法的行動，堅決反對任何侵犯埃及主權的行為并對埃及實行武裝干涉的企圖。”因此，在劉亞樓率團赴莫斯科參加蘇聯航空節前，周恩來特地叮囑他要主動與埃及空軍代表團接觸一次，以示對他們的支持和聲援。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在大型集體活動結束后，劉亞樓率中國航空代表團在中國駐蘇大使館專門設宴，宴請以艾米爾·阿布杜拉空軍元帥為團長的埃及空軍代表團一行8人。宴會上原定水果是以色列的“血柑”，劉亞樓知道后及時指示改用中國廣州出產的廣柑，……宴席上，劉亞樓還代表中國政府對納賽爾收回阿斯旺水壩，維護埃及主權表示支持。埃及代表團對中國政府的友好行為非常感激，宴會的氣氛甚為融洽。

　　可以說，對于周恩來的指示，劉亞樓從來都是堅決有力地遵照執行的，周恩來也愿意把大任務硬任務交給他。總理和他的這位上將彼此間形成了一種默契。

　　劉亞樓此次受命率團出國前，周恩來單獨召見了他。周恩來與劉亞樓一起研究分析了種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及處理方案后，說：這是中蘇關系破裂后派出的第一個代表團，主席對此非常重視，總的精神是不亢不卑，有理有節，以平等互利的態度談判，要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氣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對方蓄意挑釁，那就堅決據理還擊。

　　劉亞樓詳細匯報了空軍和航空工業局就蘇聯準備轉讓米格-21戰斗機制造權問題的討論情況及意見。周恩來凝眸沉吟片刻，說:圍繞制造權問題，我們已先后去過兩個代表團。第一次是1951年1月，由何長工同志帶隊；第二次是1957年，由聶老總帶隊，蘇聯政府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前兩次去的專業人員都比較少，摸底不多，這一次要接受過去的經驗教訓，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的專家，盡量把所要索取的技術資料提得全一點，特別是原材料的技術條件和試驗方法。

　　劉亞樓匯報說代表團的成員除了空軍工程部副部長丁仲、航空工業局副局長徐昌裕、空軍軍務部部長劉克江、冶金部副部長陸達、化工部副部長陶濤、公安部八局局長嚴復外，還有112飛機制造廠總設計師葉正大（葉挺之子）等航空方面的專家。周恩來滿意地點頭認可。

　　劉亞樓還說:米格-21戰斗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新型殲擊機之一，如果蘇聯政府真有誠意將它的制造權轉讓給我們，那無疑是我國航空工業的一次轉機，不但解決了空軍后繼機種告急的問題，同時也可讓我們的飛機設計、制造部門來個大練兵，在吃透米格-21戰斗機的各種性能基礎上，設計制造出我們自己的新型殲擊機！

　　周恩來神色嚴肅剛毅，那輕緩的淮安口音也變得短促、有力:米格-21戰斗機制造權我們可以要，但不能允許蘇聯政府以此為借口附帶任何條件。如果他們想利用制造權進行訛詐，壓迫我們在原則上讓步，那我們就寧可不要!

　　周恩來還讓劉亞樓領導代表團從各方面，通過一些微末細節、蛛絲馬跡，觀察和摸清蘇方各類人員的態度，了解他們對撕毀協議的反映。他要求代表團每天都要做記錄，不僅正式談判內容要記，席間對話、談判外的寒暄也要記下來，把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記得越全越好，事無巨細都有價值。

　　談到記錄如何快速送回國內的問題時，周恩來著重指出:不要發電報，即或密碼電報也不可靠，容易被“克格勃”截取破譯，至于電話就更容易被竊聽了，他們破譯密碼的手段高明，速度快，這對我們談判十分不利。因此向國內發回的材料只能靠特派信使傳遞，而且要直接送給我。

　　劉亞樓表示堅決執行總理的指示，回去后馬上向代表團全體人員原原本本作了傳達。

　　劉亞樓過去曾留蘇8年，組建空軍后又曾多次赴蘇，可這次卻是在中蘇關系破裂后的新形勢下首次出訪，可謂是臨危受命。在冰天雪地的3月，他率國防工業代表團一行22人來到了莫斯科。蘇方接待人員一反往日的熱情、友好，不是滿臉冰霜，就是故作姿態，表現出一種很不協調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情。談判主要按小組進行，劉亞樓每天都召集代表團成員開會討論當天談判的情況，以便研究對策。

　　談判不比打仗輕松。中蘇關系破裂后的第一次談判更是艱苦。遇到重大問題，劉亞樓都要親自出面與蘇聯航空工業部和對外經濟聯絡部的負責人面談。每場受到克格勃監視的談判唇槍舌劍之后，他和代表團幾位精通俄文的團員立即開始工作，湊在一起回憶情況、補充材料，充實記錄。每天整理出的記錄都有幾十頁，最多的達100頁以上。在此基礎上整理出匯報內容后，劉亞樓一絲不茍逐字逐句修改后，重要的用特派信使專門送回，一般的則用密碼電報向國內匯報，使總理能及時看到知道情況，研究對策，作出新的部署。代表團成員徐昌裕回憶：“在外交場合，我看劉亞樓滿有本領應付的，他很機靈，思維敏捷，判斷問題特快，在大的原則上決不屈服，完全稱得上是個成熟的外交官。”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次談判，由外交部和總參二部協商，從軍隊中選派了幾名具有敵后斗爭經驗的營團干部共產黨員，擔負特派信使任務。特派信使執行任務特別艱苦，攜帶機密文件都用手銬，一只手銬鎖在自己左手上，另一個手銬鎖在信使袋上，信使袋是用能防火的石棉特制的，旅途中信使袋時刻不離身，甚至上廁所都要攜帶。一般都是兩人同行，以便相互照應，兩人輪流睡覺，輪流值班。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與克格勃斗智斗勇，一次次順利完成了保證代表團傳遞信件的艱巨任務。談判結束后，劉亞樓代表全團向國務院為這些無名英雄請功，周恩來也為特派信使的出色工作而感到滿意。

　　經過數個回合的激烈交鋒，這次不同尋常的談判終于取得了滿意的成果。3月30日，劉亞樓在“協定”上簽字。合同規定，蘇聯將在不附加任何條件的情況下，給予中國生產米格-21飛機（包括與米格-21匹配的P11-300發動機和K-13型響尾蛇空對空導彈）的特許權，但所有的技術援助都是有償的。4年后，中國順利試制成功了米格-21飛機，國內命名為殲-7飛機。此后，又根據周恩來提出的學習、引進、創新的方針，在原型機的基礎上，成功地改進設計了殲-7飛機系列。

　　中國航空工業在周恩來確定的方針指引下，從小到大，從修理到制造，從仿制到自行設計，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歷經幾十年風雨，如果把現在的航空工業比喻成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那么當年把它的幼苗植入沃土的就是周恩來，而劉亞樓則是一名盡職的園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