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國共合作”流產的臺前幕后

　　（《紅廣角》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毛澤東向蔣介石頻招橄欖枝

　　隨著抗美援朝的節節勝利，蔣介石想借共產黨深陷朝鮮戰爭機會第一次“反攻大陸”的美夢徹底破滅了。在國際形勢開始出現緩和的趨勢下，中美關系也出現了一些松動的跡象，而美臺之間的矛盾卻逐漸暴露。臺灣島內相繼發生了吳國楨事件和孫立人事件，加上美國對“臺獨運動”的支持，臺美矛盾進一步激化。特別是后來發生的劉自然事件，導致數萬人舉行反美示威大游行，搗毀了美駐臺“大使館”，反美怒潮迅速蔓延臺灣島。據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提出和平解放臺灣的設想。

　　1955年3月，周恩來在人大常委會上首次提出：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這標志著中共對臺政策開始進行重大的調整。

　　4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赴印度尼西亞參加萬隆會議。

　　臨行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臺灣和臺灣海峽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

　　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指出：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是美國造成的。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談判緩和臺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問題，但任何談判都絲毫不影響中國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權--解決臺灣的行動。并表明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方式與和平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盡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臺灣。

　　中國政府的誠意和正確方針博得了國際輿論的好評，同時也促使美國政府迅速作出反應。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表示，愿意同中共舉行雙邊會談。

　　后經英國穿針引線，中美兩國開始了日內瓦會談。從1955年8月1日開始，中美大使級談判在華沙舉行，到1970年1月20日，中美兩國前后進行了135次會談。

　　縱觀長達16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未能就臺灣等問題達成實質性協議，但對緩和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促成中美雙方的相互了解起到了積極作用，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

　　在此有利形勢下，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對臺政策，在未放棄武力解放的同時，強調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并不失時機地對臺灣當局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和平攻勢。

　　1955年6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印度尼西亞記者時表示，中國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臺灣。

　　7月30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指出：“在中國人民解放大陸和沿海島嶼的過程中，不乏和平解決的先例，只要美國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性將會繼續增長。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愿意和臺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步驟。應該說明這是中國政府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商。所謂‘兩個中國’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

　　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也多次闡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

　　面對大陸伸出的和平之手，蔣介石從一開始就采取強烈的抵制態度。他不相信共產黨，不相信毛澤東，對國共合作更是心有余悸。蔣介石常說，他倒霉就倒霉在國共合作上了。因此，第三次國共合作這樣的名詞讓蔣介石不寒而栗。

　　9月24日，蔣介石在會見日本議員訪臺代表團時宣稱：與中共做朋友就會成為中共的俘虜，國家要存在就不能要共產黨。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向美國尋求援助。

　　1956年3月，蔣介石在接見美國合眾通訊社社長時，連聲哀嘆：“本人坦白認為，自由世界在亞洲冷戰中，正遭遇失敗。很不幸的，至少在亞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種支持與鼓勵中立主義的印象……今日所謂中立主義，一方面使共產集團之收獲益臻鞏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經濟的邪惡勢力之滲透發展，較前更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亞洲人民對于西方國家對共產主義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為惶惑。故在亞洲贏得冷戰之主要措施，為美國應有一堅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很顯然，蔣介石之所以苦苦哀求美國政府采取“堅定反共政策”，完全是想假借美國人之手圓他的“反攻”美夢。

　　但此時朝鮮戰爭的噩夢還深深困擾著白宮的當政者們，他們要比蔣介石清醒得多：“遏制共產主義”是美國一貫奉行的政策，“協蔣保臺”也是可以的。但要與中國共產黨真刀真槍地大干一場，美國人是決不冒這個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