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追述與周恩來相識相愛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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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在世的時候，鄧穎超數十年來甘居幕后。周恩來為了黨的最高利益，幾次圈掉了鄧穎超進入中央高層的名單。1976年周恩來病逝以后，鄧穎超才得以進入中央政治局，并出任全國政協主席等職。

　　她向日本友人追述與周恩來相識、相知、相愛的經過；追述上海地下斗爭、廖仲愷遇刺事件及沙基慘案經過；建議搞清皖南事變后周恩來是否到街頭叫賣過《新華日報》；向身邊人員談向忠發叛變投敵的歷史真相。

　　透露周恩來病逝前的情況

　　1976年1月周恩來在北京逝世以后，舉國同哀，鄧穎超的心情更是沉重。唐山地震后，鄧穎超根據中央的指示，搬出了居住多年的中南海，到距臺基廠不遠的一處房子里暫住。

　　8月的一天，一位當年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在重慶工作過的老部下在臺基廠附近街道上，巧遇周恩來逝世后仍在鄧穎超身邊工作的趙煒。她向趙煒表達了幾位老同志關心鄧穎超現況，并希望能與鄧穎超見面的迫切心情。在當時的形勢下，趙煒深知鄧穎超與這些人會面是何等困難，但她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回去后就把情況轉告給鄧穎超。8月21日，趙煒把鄧穎超同意會面的消息告知了在街上提出請求的那位老同志。鄧穎超與她們約定會面的時間為當晚8點。但會見地點讓幾位老同志感到驚愕，鄧穎超主張一定要在她的汽車里。

　　當天晚上，一輛轎車緩緩駛過長安街與臺基廠交會的路口，幾位老同志趁停車的一剎那匆忙上了車。她們發現里面坐著的正是鄧穎超。為了彼此看得清楚，司機按鄧穎超的吩咐打開了車頂燈。在幽暗的燈光下，她們發現鄧穎超變得憔悴和消瘦了。大家都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短暫會面，紛紛關切地詢問鄧穎超的身體狀況。

　　這時，有人提出周恩來為什么不保留骨灰的問題。鄧穎超說：“提倡火葬是中央的決定，我們一定要貫徹。我和恩來有過協議，死后都不保留骨灰。當時，他問我：‘如果你先去世，我能保證做到這條。如果我先去世，你能否保證做到這條？’他擔心，怕我手軟做不到。現在他先我而去了，我堅決請求中央同意遵照他的遺言，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大地。這樣，我實踐了諾言，心就安了。恩來說過，‘從土葬到火葬是一個革命，從保存骨灰到不保存骨灰又是一個革命。我們是唯物主義者，物質不滅么！骨灰化做肥料，繼續為人民服務，永遠和人民在一起’。”幾位老同志聽了鄧穎超一番話后都感動得落淚了。

　　關于周恩來不保留骨灰一事，鄧穎超還在另一場合對親屬談及。她說：“關于恩來骨灰處理問題，我們早就相互保證了。可他還不放心，他在病危時說話聲音微弱，而12月19日那天，他聲音很有力，還抬起頭來，對我說：‘你和我的骨灰都是不保留的啊！我的事不要超過任何人，不要特殊化。’現在外邊有人怪醫生，怪醫療小組。你們若聽到有人這么說，一定要作解釋。他們是精心的，但已經沒有辦法了。他的病太嚴重了。他的癌細胞是十分罕見的，厲害的癌細胞，到后來已經擴散到全身。……他對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對病情分析、醫療報告、治療方案、向主席報告的病情，他都要親自過目、修改，才送主席。哪里不精確，他都要修改。直到9月20日手術，發現癌細胞已全面轉移了，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給他看報告了。”

　　這是在周恩來病逝后鄧穎超首次向親屬透露相關內情。周恩來病重期間，鄧穎超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即便周恩來的至親想去探望，也都被她勸止了。早在“文革”初期，鄧穎超就向親朋透露了周恩來擬定的“三不”原則。有一次，鄧穎超對來訪的友人談到此事時說：“前一段，自己（指周恩來）規定了‘三不’，不見客，不回信，連侄兒們也不見。老四（指周恩來的侄子周秉和）很有意見，實際上是為你們好。有的同志來看我們，回去就被整得很厲害，我們在紅墻里面托毛主席的福，你們在外邊就不行了。有一次，一位同志來了，回去險些被整死。總理知道后說：‘我要救人了。’找了衛戍區才救了出來。”

　　周恩來住進醫院以后，才有人進入西花廳拜見鄧穎超。一次，一位親屬好不容易來到中南海面見鄧穎超。在談到周恩來患病以后的身體狀況時，鄧穎超說：“（周恩來）會見外賓不累，主要是開會累，國家事多，太操心。過去總理熬夜，睡的時候，躺下就能睡著；現在太累了，躺下也睡不著了。”在一位友人談到人們都在關心周恩來時，鄧穎超又說：“天天收到群眾來信。昨天收到的一封來信，叫總理一定要回家住，不要住在醫院里。他們不了解情況，醫院的條件比家里好多了，健康主要靠專家們。……我知道你們很惦記他，可惜現在不能見，連我也是按規定的時間去看。”從這些由親友透露出來的簡短對話中，可以看出當時鄧穎超的困難處境以及周恩來最后歲月的大概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