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追述與周恩來相識相愛經過【3】

　　追述上海地下斗爭、廖仲愷遇刺事件及沙基慘案經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在對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總結經驗教訓的同時，也著手對中共重要歷史人物舉辦一系列的紀念活動。1982年初，中央文獻研究室根據中央的指示，決定在1988年周恩來誕辰90周年的時候隆重推出《周恩來傳》。為編輯出版《周恩來傳》，負責撰稿的李琦、金沖及等人決定前往西花廳當面聆聽鄧穎超的意見。鄧穎超在接見他們時，一開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我要重申一下，對恩來的事，關于他的東西，我不直接提意見。他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黨的干部，領導干部。他死后，怎么說，由中央來決定，由組織來決定。不過，你們來找我，我不是完全不負責任，如果你們需要核對一些事實，我不推卸責任。”

　　鄧穎超的這一觀點讓寫作組的同志精神為之一振。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穎超，完全是以一個革命同志的身份來面對為周恩來立傳之事的，無疑體現了她堅定的黨性原則。

　　鄧穎超表示：“希望你們不要把我當做周恩來一輩子事情的一部電影，不要以為我什么事情都知道。”當聽到寫作組同志談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周恩來與中央高層的一些爭論時，鄧穎超當即表示：“這我不能作證。你們不要把我今天做政治局委員的資格移到那時候去。我那時還是個小兵小卒。這些事，恩來回來也沒有必要告訴我，有的還是今天聽你們講了以后才知道的。”

　　當寫作組的同志提到1958年南寧會議上，周恩來因為“反冒進”受到不公正批評的情況時，鄧穎超說：“恩來是嚴格遵守紀律的，很多事也不跟我講。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后，我知道黨內有分歧，但也不清楚是誰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恩來同志當時回來，他也不透露，我也沒看出來。到粉碎‘四人幫’以后，薄一波同志有一次找我談了50分鐘，我才清楚那次會議的具體情況。”

　　當寫作組的同志問到1925年廖仲愷在廣東遇刺事件時，鄧穎超說：“那件事發生后，恩來同志就知道了，就出去了，兩天兩夜沒有回家。回來時，他唯一的一套灰色西裝上有一片血跡。為什么？那天他在蔣介石那里商量要抓兇手，要戒嚴，決定的是11點鐘動手。蔣介石把行動提早了兩個小時，9點就戒嚴了。恩來坐汽車到司令部去，不知道戒嚴已經提前的事。司令部的守衛隔得很遠就叫停車，問口令。司機聽不見，守衛就開槍。恩來立刻趴在座下，司機的血流在他的背上。他馬上打開車門跳出來，高聲說：‘你們干什么？我是政治部主任。’他介紹了身份，守衛才停止開槍，讓他通過。我所知道的，就有這么一段插曲。”

　　當寫作組的同志詢問中共六大以后，周恩來在上海從事地下斗爭為什么沒有暴露時，鄧穎超說：“恩來最初不留胡子，后來才慢慢留的。他裝做商人，有時穿西裝。同志間誰也不叫誰的名字，都用別名。別名多了，一個時期換一個。在上海，我們一個人最多只知道五個地方，這樣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為什么我可以知道五個地方？因為我是中央機關黨總支書記，要參加小組會。其他人最多知道有工作關系的兩三個地方。恩來同志可能知道得比我多。我和恩來同志從來不敢上電車，因為我們從五四時期起一直是公開活動的，國民黨人都認識我們，認出來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點回來。我們的住處只有兩三個同志知道。還經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只要給錢就行。住過哪些地方我不愿意說，不然將來又要搞出許多故居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