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習仲勛的真摯情誼【4】

遭誣陷后周恩來挺身保護

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到誣陷，在“文革”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后長達 16年之久。他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堅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歷史發展終究會否極泰來。其中，周恩來的關心、保護，是他大難不死、度過難關的重要因素。

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給毛澤東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對習仲勛進行誣陷。這對于一心一意干工作的習仲勛來說“真是晴天霹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習仲勛回憶說：在全會上，那個“理論權威”（康生）欺騙和煽動一些人向我發動攻擊，各種莫須有的帽子，一齊向我拋來。在這種情況下，使出席全會的同志一時無法明了事實真相，我只好向恩來同志請假，說：“我最好不再參加會議，讓我好好想想問題，花點時間準備一下，檢查我的錯誤。”我正在陷于極端苦惱的境地中，恩來同志受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委托，和陳毅同志找我談話。

陳毅寬慰我說：“我犯的錯誤比你還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來。”恩來同志親切地握著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黨中央和毛主席對你是信任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即使出了《劉志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這包含著黨的溫暖和階級友愛的語言，感動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我向恩來同志表示我的決心： “總理，您放心，這點我還不會。我準備回農村去做個農民，革命也不是為了當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

周恩來的關懷使習仲勛受到很大鼓舞，深信自己的問題終究是可以搞清楚的。周恩來讓習仲勛的秘書派車把習夫人齊心接回家。齊心一到家，周恩來就馬上和她通電話，要她請假留在家里陪著習仲勛，并細心囑咐她，要防備習仲勛有一念之差。習仲勛理解周恩來對自己的關懷之深。他告誡自己：要革命到底，為祖國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微薄力量，我不會有一念之差的。

康生企圖把習仲勛等人置于死地，定性為“習仲勛反黨集團”。周恩來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在中央會議上提出，不能把習仲勛定性為“敵我矛盾”，他還是我們的同志，可以把他安排到中央黨校附近，找個安靜的房子，讓他住在那里學習。中央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這就暫時保護了習仲勛。1963 年，他到中央黨校學習，實際是接受“審查”。1965 年夏天，他寫信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要求“去農村生產隊，參加集體勞動鍛煉”。隨后，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找習仲勛談話，宣布中央讓他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副廠長的決定。他表示服從中央安排。洛陽礦山機器廠《廠志》記載：1965年12月，根據上級安排，時年52歲的習仲勛掛職下放，任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這次下放工廠，習仲勛不坐辦公室，一直在車間參加勞動，和工人打成一片，增長了許多工業知識和管理經驗，為日后復出打下了深厚基礎。習仲勛寫的《我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一年》中說：“我在‘洛礦’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過的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歷，我要時刻珍惜它，借以砥礪自己。我在‘洛礦’的一年，實際上是上了一年的工業大學。我走出廠部，直接下到車間，與工人在一起，參加生產勞動，與工程師、技術員打交道，學習求教，這使我的眼界大開，增長了許多工業生產和管理方面的知識。” “通過與工人的共同勞動和交往，更使我親身感受到工人階級的高尚品質和優良作風。”“他們是我的好老師、好朋友。”

“文革”期間，習仲勛被抓回陜西挨批斗。周恩來得知后，在接見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時批評了這種做法。他說： “他們不通過中央，私自把習仲勛抓到西安，這是十分錯誤的。現在習仲勛成了你們手里的‘刺猬’，看你們怎么辦？”周恩來的意思很明白：習仲勛的案子屬于毛澤東直接掌握的案子，陜西的群眾組織根本沒有資格過問。

4月5日，習仲勛致信周恩來，鑒于身體支持不下去，請求關注。周恩來為了保護習仲勛的人身安全，征得毛澤東同意后，1968 年初派出飛機，將習仲勛從西安接到北京，交給北京衛戍區“監護”。這對習仲勛來說，等于被保護起來。1972 年冬，齊心和孩子們商量，決定給周恩來寫信，要求探望習仲勛。周恩來很快滿足了這個要求。于是，齊心和孩子們終于見到了朝思暮想的親人。

悼念周恩來

1974年12月，毛澤東對《劉志丹》一案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1975年5月17日，專案組通知習仲勛向毛澤東寫信，“最多不超過4頁，越少越好”并指明要寫的問題。兩天后，專案組對習仲勛宣布：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恢復‘文革’以前的結論”，解除監護。

此后，習仲勛被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將近3年。他同工人們在一起，感受到人民群眾的淳樸和善良。有一次對工人們談起黨史時，他說：我們黨從成立到現在已經 50 多年了，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勝利是很不容易的。有多少先烈為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實現前仆后繼英勇犧牲了。他們是英雄。我能夠活到今天，那時候連想也沒想過。我在 1935 年和劉志丹等同志被“左”傾路線整得差點被殺，但我堅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1962 年，我因《劉志丹》小說被打成“反黨分子”被審查了 3 年，1965 年底，分配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了副廠長。“文革”開始后，我被紅衛兵揪到西安批斗，又送回北京監護 7 年半。但我要活下去。我們國家、黨內出了壞人，這只是暫時現象，正氣一定要戰勝邪惡，真理永遠是真理，我雖然已 60 多歲了，但我絕不能白白地死去。我要用有生之年，繼續為黨、為人民做出貢獻。

工作之余，習仲勛經常與工人們聊天。每當談到周恩來時，習仲勛總是情真意切，說：周恩來真是肝膽相照，鞠躬盡瘁，忠心耿耿為人民。我擔任國務院秘書長和副總理期間，經常和周恩來在一起工作、開會。他精力充沛，常常從白天干到深夜，困極了就在沙發上休息一會兒，又起來干到黎明。有幾次周恩來開會到深夜，見我有些倦意，就告訴我明天不要來了，好好休息一下。周恩來時時刻刻關心著他人，惟獨忘記了他自己。古今中外，這樣的好總理真是難得啊。

周恩來逝世時，習仲勛十分震驚，眼含熱淚，用松樹枝和柏樹枝做成花環，放在周恩來遺像前，表示沉痛吊唁。他向中央發出唁電：我在周恩來身邊工作10年，情深誼厚，周恩來臨終前沒能見上一面，如今又不能親自去京吊唁，是我終生遺憾。

習仲勛一直銘記并身體力行周恩來的諄諄告誡： “一個好的領導，要善于堅持正確意見，也要善于聽取別人正確的意見，還要有勇氣放棄自己的錯誤意見；要善于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正確意見，也要敢于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聽多聽，兼聽則明嘛。”習仲勛恢復工作后，在《人民日報》發表《永遠難忘的懷念》一文，飽含深情，情真意切，懷念周恩來與自己的真摯情誼。這是兩個革命家的深厚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