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習仲勛的真摯情誼【3】

共同糾正“左”傾錯誤

習仲勛晚年十分感慨地說： “從 1952 年由西北局調到國務院工作起，我在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下工作 10 年左右，朝夕相處，耳提面命，親聆教誨，獲益良多，是我一生中受到教育和幫助最多的時期。”1958 年，周恩來率領國務院以及各部委負責同志到北京郊區的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周恩來和習仲勛一起“搭班子”拉車。習仲勛推車運送石頭和泥土，周恩來在前面拉車。習仲勛盡量走得快點，擔心累著周恩來，可周恩來的步子比他還快，拉著車子的繩子總是繃得緊緊的。他倆在工地共勞動 5天。習仲勛注意到，周恩來既堅持和大家一起勞動，勞動完后又總是抽出時間到附近群眾的家里，盤腿坐在炕頭上，親切地和群眾談話，關心他們的生活。

1959年4月，習仲勛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及重要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他主持制定一系列規范國家機關活動的規章制度，確保機關有效運轉。他厲行節約，勤儉辦事，樹立為人民當家理財的優良作風。他兢兢業業、夜以繼日，國政民事務必躬親，充分展示他的卓越才能，受到周恩來高度稱贊，被大家譽為國務院的“大管家”。

1960年10月，一些地區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遇到嚴重困難，糧食問題成為周恩來日常關注的頭等大事。西北地區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盡快給該省調進一批糧食，一方面卻給中央機關送來 5 萬斤魚。對于這種行為，周恩來當即提出嚴厲批評。他明確指出：“這是走后門，不拿一個省開刀不行。”他請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將此事通報全國，并強調“從今以后，不許送中央一針一線一條魚”。

接著，周恩來讓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等人起草《中共中央關于不準請客送禮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發往全國，要求“請一直傳達到人民公社黨委，企業、事業、機關、學校的黨委和部隊的團黨委。”通知規定：一切單位都不準向任何單位和個人贈送禮物，不論禮物多少、貴賤、大小、新舊，也不許借用任何名義變相送禮；各廠礦、企業、人民公社試制成功的新產品，不許以獻禮名義或其他任何名義贈送給上級領導機關或其他單位和個人；中央和地方各級負責人員下去視察工作和參觀的時候，當地負責人不要迎送，嚴禁組織群眾迎送。對于《通知》精神，周恩來、習仲勛等率先垂范，樹立楷模。

1981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這次會議前后，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產建設中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習仲勛回憶說：1958 年 8月，恩來同志讓我帶領 一 批 同志，到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等省和自治區去實地考察，調查研究大躍進的經驗和問題。我們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干勁和智慧，看到許多基層干部與群眾同甘共苦，也看到了一些浮夸和缺乏科學精神的現象。那年本來是大豐收，由于把勞動力分散去大辦水利、大辦鋼鐵等，糧食和棉花在地里無人收割。浮夸現象嚴重。興辦水利，盲目大干，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大煉鋼鐵，盲目性更大，小高爐很多是用磚砌的，有的根本煉不出鐵，即使練出鐵來也不合格，造成人力和物力很大的浪費。我們回到北京后，向恩來同志如實匯報，還向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寫了書面報告。恩來同志反復強調，必須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規劃，有步驟地實現已定目標。他還讓我到北京市的懷柔水庫去介紹在外地看到的興修水利中的經驗教訓。經恩來等同志提議，黨中央、毛澤東同志決定對大辦水利和大煉鋼鐵等工作進行整頓。1959年6月，恩來、小平同志派出5個工作組，到一些地方進一步了解情況，派我帶一個組到河南去。他指示要整頓大煉鋼鐵的工作，小高爐要定點，具備條件而又有發展前途的，就堅持搞下去，其他一律撤掉，把勞動力從鋼鐵、水利方面盡量抽下來，充實農業生產第一線。他還讓我們去了解人民公社化以后人民生活的狀況。他指出，群眾的積極性越高，就越應加以保護，引導向正確的方向發揮。

正是在周恩來倡導的實事求是精神鼓舞下，習仲勛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和有力的抵制。1960 年 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 等文件，開始解決全國農村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嚴重問題。根據中共中央和周總理指示，1961 年 4 月 10 日，習仲勛帶領國務院機關黨委書記侯亢，國務院副秘書長曾一凡、趙守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李孟夫，國務院人事局局長金樹旺，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黃仁、田方等 12 人組成中央工作組，來到“五風”較典型的河南省長葛縣蹲點調查。

當時，長葛縣委前任負責人驕傲自大，腦袋發熱，鋪攤子，擺闊氣。放著老縣城不用，興建新縣城。新縣城仿照北京長安街的建筑設計，修建了仿照人民大會堂的禮堂，縣委大樓、郵電大樓、武裝部大樓等一字兒排列在寬敞的公路兩旁，甚至動用民兵武裝強制農民拆遷，占用大量耕地。習仲勛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在長葛縣委擴大會議上對此予以嚴厲批評： “長葛縣的條件好得很，舊縣城很多房屋可以住。難道非蓋這么大一片不可？” “花這么多錢占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處呢？難道不修樓房不蓋大禮堂，就不能實現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應該時刻把群眾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沒有這一條，思想就成問題，要整風。腦子里沒有群眾利益，只有個人利益，這樣的黨員就不夠格。任何黨員在任何時候，考慮問題都要從群眾利益出發，關心群眾的疾苦。大辦機關大蓋樓房的做法是不對的……沿途還看見修的豬圈比群眾住的房子還好，群眾稱之為‘豬宮’。拆人房，蓋‘豬宮’，那像什么話。”他勇于擔當，堅持實事求是，堅決反對“五風”，提倡科學精神，既實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報告南當時的實際情況，又教育干部和群眾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堅決抵制“五風”。他的實事求是精神至今在中原地區廣為流傳。

20世紀60年代國民經濟困難時期，有一天，周恩來要習仲勛一起到國務院機關食堂吃飯。周恩來排隊買了幾個窩窩頭和素炒白菜，國務院總理、副總理與機關干部一道吃飯。周恩來一邊吃飯、一邊向機關干部們“調研”，詢問機關食堂伙食情況怎么樣？同時仔細觀察大家的臉色，了解大家的健康問題。隨后，周恩來對習仲勛說：我們要關心群眾生活，機關食堂的主食和副食都差，看上去每天熱量是不夠的，必須設法改善群眾生活。習仲勛雷厲風行，迅速貫徹落實周恩來的指示，國務院機關食堂建立了生產基地，自己動手，種地、養豬、磨豆腐等，機關干部的生活很快得到改善。這個辦法，又被迅速推廣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機關食堂，對度過三年經濟困難起了很大作用。

在迎接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時，有關建設部門規劃的十大建筑中曾計劃修建國務院辦公大樓。周恩來看到設計圖紙，征求習仲勛的意見。習仲勛說：人民大會堂是人民代表開會討論國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這個地方，過去袁世凱、段祺瑞等都辦過公，我們拾掇一下就可以辦公了，不一定要蓋國務院辦公大樓。若要蓋辦公大樓，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來非常贊成習仲勛的意見，馬上說：“你的意見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樣，國務院不需要蓋辦公大樓。在我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期間，絕對不蓋政府辦公大樓。”周恩來當機立斷撤銷了建筑國務院辦公大樓的設計規劃。

習仲勛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工作長達10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發展和穩定作出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