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回憶伯父伯母：伯伯每月從自己工資中給我們家補助【4】

　　四、伯伯七媽對其他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補助

　　20世紀50年代，有一次，周家有親戚從外地到北京探親，按“家規”住招待所。因為伯伯在建國后給自己的親屬定出了“家規”：來北京一律往機關招待所，在食堂排隊買飯菜，沒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費；不許用公家汽車；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這位親屬按“家規”住下來，但他返回時，通過衛士長成元功向國務院機關互助會借錢買了車票。當伯伯過問：“車票是怎么買的？”成元功說是向機關借錢的。伯伯說：“公家的錢怎么可以隨便借！職工有了困難怎么辦？”等到成元功解釋是向機關職工互助基金會借來時，伯伯才說：“這就好！”

　　1959年初秋，堂兄周華章和他的母親來北京。伯伯聽說后，便約了時間請他們到西花廳做客。吃的二米飯，席間上了一道紅燒肘子，是淮安菜。伯伯看到，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喔，今天還有燒肘子！”七媽連忙說：“四嫂難得來，今天的菜差不多用了我們一個月肉食定量。”當時正是困難時期，為了招待一位故鄉來的老百姓親戚，兩位老人竟然把他們一個月的肉食定量都貢獻出來了。

1959年國慶十周年時，因邀請的外賓多，要將外地來京人員疏散。我們家恰有幾位親戚從外地來京，伯伯在動員他們離京前跟大家合影留念

　　伯伯吃著飯，又忽然想起什么，對七媽說：“華章剛有了小孩子，還有四嫂來，家里一下多了三口人，給華章點錢吧。”七媽答應著，回過頭來問華章哥有沒有存款。他說：“我有90元儲蓄。”隨后，七媽去書房拿出100元交給華章哥哥，對他說：“這100元你拿去用，你自己的錢就不要動了，平時還是應當有點儲蓄的。”華章哥哥看看伯伯，又望望七媽，心里感動，但有些嘴拙，不知說什么，只答應著收下了錢。

　　吃過飯，伯伯有事，和大家打個招呼，匆匆走了。這時，華章哥哥看七媽還在向工作人員交代：“這吃剩下的菜晚上還可以接著吃。”

　　1963年，華章哥哥有了第二個孩子，正巧我們的堂哥榮慶到北京出差，伯伯特意讓他去看望華章一家，又給帶去了40元錢。榮慶哥還對華章哥傳達了伯伯的囑咐：“你告訴華章，兩個孩子可以了，不準再要了。”

　　其實，伯伯、七媽幫過的不止有親屬，還有許多身邊工作人員以及舊部舊識。

　　王海青是伯伯辦公室的一位秘書。1954年，國家為了培養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質和科學技術水平，決定通過全國統考錄取部分在職人員上大學。這時王海青的妻子侯真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但在七媽鼓勵和支持下，她考取了天津醫學院醫療系。1955年11月，在學校讀書的她突然接到父親病故的消息。正在她悲痛之時，接到七媽委托她的秘書張元寫來的信，信中轉達了七媽的話：“聽說你的父親去世，希望你不要太難過，把哀痛化為力量，用在學業上去。你在學習期間，經濟不寬裕，現托海青轉去我的工作費伍拾元，作為給你這次回家往返路費的補助，請收用，并望保重。”侯真阿姨熱淚奪眶而出，她把錢寄回老家，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期末考試。七媽那封充滿真情的信，她一直珍藏在身邊。

我的父母，攝于1961年

　　1956年8月的一天，王海青一家剛吃完午飯，七媽敲門進來說，聽說你們的寶寶要進幼兒園，要花費一些錢，我給準備一下。隨后，七媽從衣服口袋里掏出80元交給侯真。王海青和侯真眼含熱淚目送七媽遠去的身影。后來她深情地回憶說，沒有伯伯和七媽的鼓勵和支持，整整5年大學她是無法堅持讀下來的。

　　伯伯、七媽幫助過的工作人員又何止這一對？

　　可是對自己呢，伯伯、七媽節省了再節省，幾乎到了自虐的程度！

　　1960年，伯伯洗臉用的是最普通的505綠色彩條毛巾，一條毛巾洗一年，中間破了四個大洞。成元功給伯伯又買了一條505，只不過是紅條條，早晨伯伯從辦公室出來，準備洗臉去睡覺時發現了：“我那條毛巾呢？”

　　“中間破了四個大洞了，該換條新的了。”成元功在旁邊說。

　　“兩頭還是好的嘛！毛巾嘛又不是外衣，只要能用就行！快給我拿回來。”

　　“總理，那天韓大夫不是說了嗎，您臉上毛囊之所以不斷發炎，就是因為洗臉毛巾太破、太硬，不斷摩擦引起的！”成元功叔叔以為搬出了醫生的“明確診斷”，一向尊重科學的伯伯就會服從的。

　　“有道理。”果然，伯伯點點頭。只是成元功還沒來得及“得勝還朝”，伯伯一揚眉一眨眼反問道，“成元功，你說紗布軟不軟？”

　　“紗布當然軟。”

　　“好。你去請霍愛梅同志（當時七媽身邊的工作人員）找點紗布把毛巾中間的大洞補一補，這樣毛巾又能繼續用，而且紗布洗臉軟和又不傷皮膚，既節約又保護皮膚，兩全其美。對不？”

　　“對！”剛剛起身的七媽正好進來，“等紗布再用破，還可以當擦腳布，不能擦腳了，還可以當抹布嘛！咱們國家還很窮，就是以后富裕了，也要節約呢！”

　　于是，那條用紗布補了中間，已經看不清顏色的505毛巾，又繼續“親吻”著伯伯的臉……

　　如果不是親眼見到那條毛巾，誰能相信他的主人竟是掌管一個大國經濟大權的總理，一個月收入400.80元的總理！

　　從伯伯身邊工作人員做的一個統計中，我才知道經我手拿去補貼我們家用的那些錢的分量：伯伯的工資是400.80元，七媽的工資是347.50元。從1958年算起，到伯伯去世的1976年中，工資累積不足17萬元，伯伯、七媽拿出他們兩個人工資近四分之一，即四萬多元用來補助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這4萬多元，由我送到爸爸媽媽手中的恐怕是其中的大頭！我記得特清楚，伯伯、七媽在世時經常講，他們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資來補助親屬和部下，是不愿他們因困難向國家申請補助，是為了減輕國家的負擔！

　　伯伯對自己生活上的衣食住行都不在意，不追求講究，更反對奢侈，自己的工資還經常用在公事上。中國乒乓球隊在國際比賽上所有項目全部取得了冠軍，伯伯為表示鼓勵，自費宴請他們。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宣傳部隊艱苦樸素的作風，在社會上影響很好，伯伯宴請劇組的同志們，在院子里散步時，兩手報肩高興地與他們邊走邊說：“我請你們吃飯。”七媽在旁提醒說：“恩來，這月你只剩下幾毛錢了，還請客？”伯伯立即改口：“是鄧大姐請你們吃飯！”類似這樣的情況，數不勝數啊！

　　像伯伯這樣把自己的工資既用來補助親友和身邊工作人員，又用于公事，有時還需要動用七媽的工資，平心而論有哪個妻子能夠接受得了呢？但七媽就接受了，并且自己也拿出工資來像伯伯一樣做貢獻。可以說，七媽對伯伯的理解與支持，無與倫比！古今中外何處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