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將楊匏安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楷模？【2】

二、上海訣別

1926年冬，周恩來離開廣州，先后在上海領導了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在南昌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失敗后，周恩來在上海參加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書記。

楊匏安1927年3月離廣州赴武漢，參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五大首次設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楊匏安當選為中央監委副主席，是10位中央監委會成員之一。大革命失敗后，楊匏安以中央監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后運用他的影響，協助廣東的黨組織為接應南昌起義部隊做了統戰方面的工作。11月，“左”傾錯誤影響下的黨中央以楊匏安參與“第三黨”活動問題撤銷了他中央監委委員的職務，還給予他留黨察看的處分。所謂“第三黨”，是大革命失敗后，由以鄧演達為代表的從國民黨分化出來的國民黨左派，和以譚平山為代表的從共產黨游離出來的一些人士組成的。他們一面反對蔣介石的投降帝國主義，一面反對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革命和土地革命。楊匏安被“左”傾領導者懷疑參加了“第三黨”。其實，他不僅沒有參加過，還寫過一篇《所謂“第三黨”》的文章，對其進行剖析和批評。文章指出“第三黨”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最終他僅因被懷疑便受到錯誤處理。楊匏安沒有怨言也沒有消沉，奉命出國前往南洋，在馬來亞、新加坡等地開展中國共產黨委派給他的工作，至1929年年初回到上海。

中共中央安排楊匏安參加黨報、黨刊的編輯出版工作。楊匏安毫不計較職務高低，不僅圓滿完成了有關《紅旗報》和福明印刷所的任務，還主動在文化、出版界做了許多工作。一方面參加進步文化社團，團結了不少傾向革命的文化人，另一方面編撰了《西洋史要》這部具有開拓意義的世界史專著，影響了眾多青年讀者。但作為一個忠誠的老黨員，無端所受的處分仍是他背負的沉重負擔，他極盼黨中央能夠重新審查自己的“問題”。考慮再三，楊匏安通過潘漢年，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自己的要求。

周恩來與楊匏安相知甚深，盡管楊匏安受到嚴厲處分，周恩來依舊在內心深處敬重楊匏安。一接到潘漢年的報告，周恩來就專程來到楊匏安家，了解楊匏安的想法，征求他對當前黨的工作的意見。兩人見面后，楊匏安沒有多談自己，只是誠懇地說：“我這個受到迫害的老同志，什么時候才能得到平反呢？”由于黨中央尚未就前一階段的處分決定作出新的結論，故而周恩來無法正面回答楊匏安的問題，只能肯定楊匏安在黨報、黨刊編輯出版工作方面，特別是在文化戰線上為黨所作的貢獻。楊匏安針對當時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的論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創造社和太陽社這兩個革命文學團體，與魯迅不睦，雙方激烈的、傷感情的論戰持續不休，這對黨的工作極其不利。楊匏安向周恩來建議：“要想在文化方面結成統一戰線，必須停止對魯迅先生的圍攻。”周恩來高度重視楊匏安關于團結魯迅的意見，隨即過問了這個問題，上海進步文化界之間的劇烈論戰，不久后就停止了。

1930年年初，楊匏安因黨的印刷機構遭破獲而被捕。周恩來聞訊，冒險到楊匏安家看望楊匏安的親屬，帶去了黨組織的關懷。楊匏安的母親陳智感動地說：“這么危險，就別來看我了！”周恩來表示：將會設法全力營救楊匏安。周恩來得知楊匏安沒有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通過律師公會積極營救楊匏安，楊匏安在提籃橋監獄關押8個月后被釋放了。

楊匏安出獄后，在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的努力下，被重新安排了工作，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農民部副部長。在新的崗位上，楊匏安除了完成日常工作外，還翻譯了《地租論》《伊里幾的地租論》等文章，結集出版后，為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土地革命戰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1931年7月，楊匏安在東有恒路2048號的秘密印刷廠再次被捕。周恩來去過楊匏安家，知道楊家的生活十分困難，便指示組織部門，無論有多么大的困難，也要把楊匏安家屬的生活管起來。周恩來還籌劃過在楊匏安被押往南京或蘇州的途中，由中央特科組織武裝營救行動。但終因蔣介石屢次對楊匏安勸降不成，下令在上海就地處決楊匏安，周恩來的武裝營救計劃未能實現。

8月，楊匏安被槍殺于上海龍華。就義前，他寫下了著名的《示難友》詩：“慷慨登車去，臨難節獨全。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對視莫潸然。”這首被難友們背記下來的詩不脛而走，也傳到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