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蕊：周恩來與抗美援朝戰爭第一年【4】

四、當 1950年底聯合國通過印度等 13國提出的停火議案時，周恩來同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一起，在表達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于和平的愿望的同時，充分分析朝鮮戰場形勢和國際局勢，識破美國以停戰為幌子爭取喘息之機的戰略企圖，作出拒絕接受停戰議案的決策。

1950年底，當“聯合國軍”全線處于頹勢、中朝軍隊處于優勢時，印度等 13國提出了關于在朝鮮停戰的建議（即 1950年 12月 12日由當時印度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勞氏代表阿富汗、緬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賓、沙特阿拉伯、敘利亞和也門在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上提出的關于在朝鮮停戰的提案），并在聯合國大會獲得了通過。事實上，在美國介入朝鮮戰爭不久和美國在仁川登陸成功之后，印度都曾展開過調停活動。如果說之前的調停是為了防止戰爭升級而做華盛頓方面的工作，那么這次卻是為了阻止中朝軍隊乘勝追擊而做北京方面的工作。此時的朝鮮戰場，雖然“聯合國軍”全線處于頹勢，但是軍事力量并未遭到根本性的打擊，而且也沒有作出要停戰的姿態。11月 3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明確表示，“聯合國軍無意放棄他們在朝鮮的使命”（﹝美﹞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下冊，上海譯文出版社 1978年版，第 338頁。）。

不僅如此，美國此時還提出了很高的停戰條件：“如果停火是在三八線的基礎上，可以得到聯合國的全面支持；但這樣的停火安排不得附有危害聯合國部隊安全的條件，也不得以在其他問題上達成協議為條件，諸如臺灣問題、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等；如果聯合國軍出于軍事考慮而不得不撤出朝鮮，則聯合國必須宣布中國為侵略國家，并運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和經濟措施制裁中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26頁。）當英國首相艾德禮前往美國，試圖調停朝鮮戰爭時，杜魯門和馬歇爾表示：“必須保持我們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以及亞洲人對我們戰斗力量的信賴，這樣才能獲得他們的好感。” （《艾奇遜回憶錄》下冊，第 342頁。）艾奇遜則回應說：“被趕走和自動撤出是大不相同的”，我們不會考慮“避開、逃跑和放棄”。（《艾奇遜回憶錄》下冊，第 343頁。）很顯然，美國并不會真正接受此時的停火談判。

對于這樣的停火議案，周恩來從一開始就看透了它的本質 ——“政治試探和政治欺騙”（《周恩來軍事文選》，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05頁。）。12月 2日、3日，周恩來在《關于在聯大政治委員會發言方針給伍修權等的電報》中，對當時的形勢和可能出現的停戰談判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斷：“美國在東西兩線均慘敗，現正向平壤、咸興、元山之線撤退中。英法甚怕牽入對中國作戰，故急。美國想騙取停戰，好穩住陣線，調整兵力，以便再行進攻。”他指示伍修權等：“此時他急我不急。你們應采取攻勢，凡遇以朝鮮停戰為言者，你們都不要拒絕談判，你們應答以只要美軍從朝鮮撤退，朝戰自停，并且愿將他們意見向北京作報告。 ”可見，最初中國政府并沒有拒絕停火談判，并一再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們歷來主張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并使朝鮮問題局部化”，說明中國政府對當時所謂停戰談判的看法：“美國統治集團卻在武裝干涉朝鮮的同時，實行武裝侵略臺灣，轟炸中國本土，并擴大在東亞的侵略。現在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都要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時候，美英集團卻要在朝鮮保留侵略軍隊和侵略行動，繼續侵占中國臺灣，并對全世界加緊進行其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這從杜魯門總統、艾德禮首相的聯合公報中，從馬歇爾將軍向美國國會提及準備宣布全國處于緊急狀態中，就可得到證明，并從而可以懂得奧斯汀先生（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引者注）所贊成的在朝鮮首先停戰的真正意圖，就是要求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部隊束手以讓美國侵略軍在朝鮮繼續侵略，就是要求臺灣仍然被美國武裝侵占，就是要求日本軍國主義可以被麥克阿瑟重新恢復起來，就是要求美國人民可以被美國統治集團任所欲為地驅入到戰爭深淵。”周恩來在表達對于和平的愿望的同時，也揭露了美國的真正目的：先停戰后商談，“只能是適合美英集團的要求，繼續侵略朝鮮，侵略臺灣，轟炸中國，并威脅亞洲和世界的和平”。最終，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國政府“絕對不能同意”這樣的停戰議案。

12月 22日，周恩來在《關于聯大通過“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決議的聲明》中詳細闡述了中國拒絕聯合國停戰議案的原因，也表達了中國政府的立場。《聲明》指出：“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所謂‘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既未參加討論，亦未表示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其代表不準備與上述這個非法的‘三人委員會’進行任何接觸。”“美國政府從開始到現在都拒絕撤兵，故它決無結束朝鮮戰事的誠意，更不會讓朝鮮人民得到真正的和平與自由。”“麥克阿瑟司令部的代表便干脆地說，唯有在軍事基礎上而無任何政治條件時，才可接受停戰。這就是說，停戰后一切侵略狀態照舊，準備好了再打，并且還借此先宣布緊急狀態存在”，“在沒有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作基礎，來討論停戰和談判，都將是虛偽的，都將適合美國政府的意圖，而不可能達到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上述分析表明，雖然中國拒絕了這一停戰議案，但這并不能說明當時中國沒有停戰的意愿，更不能把朝鮮戰爭又延續了兩年才結束的責任怪罪到中國身上，而恰恰有力地證明了美國以停戰為幌子爭取喘息之機的戰略企圖。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企圖看得很清楚，在充分分析朝鮮戰場形勢和國際局勢的基礎上作出拒絕上述停戰議案的決策，放眼全局來看，實是英明之舉。

如果說朝鮮戰爭的爆發是一次國際突發事件和重大危機，那么新中國應對這次事件和危機的決策和措施是及時而正確的。萬事開頭難，在戰爭第一年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立足長遠，審時度勢，權衡利弊，經過反復討論和慎重抉擇，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決策；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后，同朝鮮人民軍一起，先后發起兩次戰役，將已經兵臨鴨綠江的“聯合國軍”趕回至三八線以南地區，并迫使其轉入戰略防御，為抗美援朝戰爭的最后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這期間，作為政務院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協助毛澤東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決策，并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具體負責東北邊防軍的組建、志愿軍的后勤工作，積極協調并爭取蘇聯援助，通過外交途徑向有關方面和國際社會及時表明中國的立場，領導開展了外交戰線上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斗爭，為保障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進行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唐蕊，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