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曼
2019年05月28日15:06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轟動重慶第一《家》
若問抗戰期間的話劇,哪一出最能震動年輕人的思想?最能鼓舞人們奔向新的生活?曹禺的《家》應屬首選。
1942年盛夏,在重慶酷熱如蒸的日子里,曹禺在唐家沱一艘泊岸待修的舊輪船上,打著赤膊改編了巴金的《家》為劇本。在此以前,巴金曾專程去江安與曹禺相聚6天,在一盞菜油燈的微光搖晃下,他們整夜暢談《家》的改編一事。曹禺覺得自己對覺新、瑞玨、梅表姐這三個人要熟悉些,改編劇本就從覺新、瑞玨兩人新婚之夜寫起,寫封建制度給這對夫婦和梅表姐帶來的不幸和深重災難。劇本借新婚之夜瑞玨與覺新詩意的獨白,瑞玨與梅表姐哀傷至極的長談,以及瑞玨在病榻上與覺新凄婉訣別的幾場戲,道出了瑞玨對覺新真摯的愛情,對自由、對春天、對陽光的向往。曹禺改編《家》的審美獨創,盡現其中。
1943年,《家》在重慶道門口銀社劇場演出。巴金的《家》寫得好,曹禺改編的《家》更具舞臺魅力。第一幕,戲一層一層地展開,到了夜半洞房,覺新和瑞玨的獨白,窗外的湖光山影,雪似的梅花,杜鵑聲聲……詩一般的境界,迷住了觀眾,終身難忘。有人喜愛這場戲,竟然十幾次走進劇場,問他為什么,他說不為什么,就是喜歡,越看越想看。《家》共演出86場,近9萬觀眾,場次和觀眾都創重慶抗戰時期劇場演出最高紀錄,因此有了“轟動重慶第一《家》”之說。
《家》產生的精神力量也是難以估計的。封建勢力給三位青年男女的迫害,使人們深深感受到了不推翻封建勢力,就談不上人生的幸福與自由。然而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屠殺掠擄,更比封建勢力來得直接、兇殘。《家》鼓舞著千千萬萬的人民,為爭取自由、民主、幸福,投身到抗日救亡斗爭中去!
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各方文化人云集,對于話劇的演出,報刊上常常是百家爭鳴,就是我黨辦的《新華日報》也不是“輿論一律”。對于話劇《家》,一面是好評如潮,一面是剛來重慶的文藝家何其芳另有評論。他批評曹禺的《家》,沒有寫出“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認為劇中所寫的封建婚姻造成的不幸,“不過是一種情感上的牙痛罷了”。既然是牙痛,那就“忍痛把牙拔了出來,也就可以霍然而愈的”。何其芳的這種批評,當時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家面目出現的,但是,觀眾卻不聽這位批評家的“警世良言”,《家》的觀眾仍有增無減。在以后的歲月里,各地劇團仍爭相演出,甚至延續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后,更有據此劇本拍攝電影的。
周恩來不僅贊賞《家》的劇本與演出,他對在劇中扮演瑞玨的張瑞芳說:“你和覺新的戲,我和你們的鄧大姐都喜歡。有的還把它在家中模仿著演了一遍。”周恩來邊念著劇中臺詞邊表演著說:“(瑞玨)到了七十、八十了,兒子、兒媳婦站在這邊——(覺新)女兒跟姑爺……”1981年1月26日,我在上海訪問張瑞芳時,她高興地對我透露周恩來對曹禺改編的《家》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