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周恩來與曹禺的交往【2】

　　有爭論處是否修改，由作者考慮

　　1942年2月，《北京人》第二輪演出，周恩來又一次去抗建堂觀看，并到后臺看望了導演張駿祥和演員們。之后，周恩來邀請曹禺到曾家巖50號敘談。他贊賞曹禺在《北京人》中對封建家庭崩潰的描寫，十分真實而深刻；劇中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時，周恩來對曹禺在《北京人》中發出對于原始人類的憧憬，寄托了對未來的希望，發表了意見。

　　曹禺對劇本中的“北京人”，借人類學者袁任敢之口是這樣說的:這是人類的祖先，也是人類的希望。那時候的人要愛就愛，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們整年盡著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著，沒有禮教來拘束，沒有文明來捆綁，沒有虛偽，沒有欺詐，沒有陰險，沒有陷害，沒有矛盾，也沒有苦惱，吃生肉，喝鮮血，太陽曬著，風吹著，雨淋著，沒有現在那么多吃人的文明，而他們是非常快活的。

　　周恩來就這一段描述對曹禺說:“外面對劇中這種表現有批評，我以為這是作家一種想象的表現，不必苛求。”接著又說:“您還在向往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哪，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延安。”這一處是否要修改呢？周恩來請曹禺自己考慮，如果改起來有困難不要勉強。周恩來從政治的視角說這番話，提了這樣的意見。

　　對曹禺來說，他是經過深思熟慮而這樣寫的。“北京人”的存在，是為了和在封建社會壓抑下，人們不敢愛、不敢恨、不敢哭、不敢喊相對比的；同時，也是與封建禮教衛道者的欺詐、虛偽、陰險、陷害作對照，是劇本整體不可分割的部分。為此，曹禺沒有修改劇本。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身居國家總理的高位，也沒有對此橫加干涉，這段話至今仍然保留在《北京人》劇本中。但對于周恩來和他這次親切的交談，曹禺深為感動而銘記在心。這段往事，至今仍為戲劇工作者所津津樂道。

　　周恩來沒有因為他的意見未被采納而冷淡曹禺，仍然一以貫之地關心曹禺的劇本創作。尤其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對于曹禺以往創作的劇本《蛻變》予以保護，對曹禺新創作的《明朗的天》、《膽劍篇》更加關懷；對于曹禺在創作上的苦悶，盡量予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