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國統區怎樣做群眾工作

周恩來關于“三勤”、“三化”政策的談話要點

　　2014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5周年。在重慶的八年間，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確領導下，高舉抗日民主兩大旗幟，堅定貫徹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的中共黨組織，以及在此范圍內設立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群眾》周刊等公開機構，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堅持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勛。

　　群眾工作是南方局及所屬各級組織的一項經常的、基本的工作。在戰時首都重慶，周恩來身體力行，帶領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黨的群眾路線，開展了大量的、深入的群眾工作，與國統區各階層群眾建立起血肉聯系，使黨在國統區由抗戰初期“脫離群眾”、“陷于停頓”的狀態，逐漸轉變為“群眾的黨”，奠定了國統區“第二條戰線”的深厚群眾基礎。

　　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深入開展之際，重溫和學習南方局時期周恩來群眾工作理論與實踐，對于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堅持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不斷強化黨的群眾路線意識具有現實借鑒意義。

　　“要使黨員成為與群眾有聯系并善于影響和推動群眾的干部”

　　1939年1月成立的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黨中央為適應抗戰相持階段的新形勢，全面加強黨對國統區工作領導而在重慶設立的秘密指揮部。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日本對華政策從“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調整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由此引起國民黨對內對外政策的動搖，且在五屆五中全會上明確提出“溶共”、“防共”、“限共”方針，出臺《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等反共文件。隨之，國民黨頑固派幾度掀起反共高潮，對抗日根據地發動軍事進攻，在國統區加緊法西斯統治。當時的重慶，一方面是“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紙醉金迷、物欲橫流的生活方式侵蝕官場，社會環境猶如“大染缸”；另一方面是國民黨加強特務統治，白色恐怖、黑云壓城，中共黨組織和黨員隨時面臨“生與死”的考驗。

　　南方局要在此環境下站穩腳跟，領導國統區黨組織堅守黨的政治本色，完成黨中央賦予的使命，惟有創造性地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團結群眾，依靠群眾，與群眾建立血肉聯系。從一定意義上講，做好群眾工作對于南方局是生死攸關的工作。正因如此，南方局成立伊始，周恩來審時度勢，總攬全局，從戰略高度謀劃國統區的群眾工作，要求南方局所屬機構及人員要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以堅持民族抗戰之最終勝利為號召，去團結爭取各階層群眾，“做到凡有群眾的地方一定要進去工作”，進而達到使每個“黨員成為隱蔽的、堅強得力的，與群眾有聯系并善于影響和推動群眾的干部”的目標。

　　1939年秋，針對國民黨頑固派日益加劇的反共趨向，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深入群眾工作的決定》等系列文件，指示全黨“必須進一步依靠群眾”，以“克服當前時局的危險，鞏固統一戰線，爭取抗戰勝利”，并要求“以群眾工作好壞作為判斷當地黨的工作之好壞的主要標準”。周恩來積極貫徹中央指示，帶領南方局所屬統戰工委、黨派組、青年組、婦女組、文化組、職工組、社團組等機構“利用一切公開合法可能”，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加強黨組織及黨員與各階層群眾的聯系，認真努力地“去進行群眾組織工作、群眾教育工作與群眾生活改善工作”，以實現與各階層群眾最廣泛意義上的聯系。

　　同時，他還要求國統區各級黨組織努力“在主要的群眾集聚的單位（工廠、學校、農村、大機關等）建立起鞏固的一個乃至數個平行的支部”，“在主要的工作部門和機關保有我黨的組織或個人的聯系”，以此來實現黨對群眾工作的領導。

　　與組織措施相配合，周恩來還注意發揮輿論宣傳的引導作用，專門指示《新華日報》、《群眾》周刊開辟了《工人園地》、《青年生活》、《婦女之路》、《友聲》等專欄，搭建起與各階層群眾的溝通橋梁，以幫助他們及時了解抗戰時局和中共政策主張，反映他們的訴求與心聲；并以堅持抗戰民主為宣傳主旨，積極引導和配合“討汪運動”、“憲政運動”和“義賣獻金”等抗日救亡活動，努力把各階層民眾吸引和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圍。

　　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的強有力領導下，通過深入的多層次群眾工作，很快初步扭轉了抗戰初期國統區黨組織“脫離群眾”的狀態。不僅使南方局站穩腳跟，國統區黨組織得以恢復重建，更為加強黨的組織建設，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