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國統區怎樣做群眾工作【3】

　　“相信群眾力量”，“汲取群眾經驗”，“不做群眾的尾巴”

　　1941年前后，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為貫徹黨中央“隱蔽精干”十六字方針，應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要求。“三勤”、“三化”表面上只是當年一種鞏固黨組織的具體舉措，但客觀上卻是黨的建設與黨的群眾路線有機結合的成功實踐，反映出南方局對群眾工作的創新意識。

　　當年，基于對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對斗爭形勢的全面洞察，周恩來曾在南方局會議上，就黨組織鞏固與“三勤”、“三化”問題進行過系統理論梳理，他認為要鞏固國統區黨組織，就必須通過“三勤”、“三化”在“積極隱蔽”之中去實現。而“三勤”、“三化”只能“是以社會的方式進行”，也就是說黨組織要實現工作方式轉變，黨員就必須努力“進入國民黨、三青團、工人團體、學校中的合法組織、農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機關中去工作”。但是，實現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要“相信群眾力量”，“汲取群眾經驗”。他同時強調：黨組織還“要善于使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相結合，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結合，公開宣傳和秘密宣傳相配合，黨外的聯系和黨內的聯系相配合”，以確保實現對每位黨員的強有力領導，使之無論與哪類階層群眾接觸，無論處于何種環境，都能在思想上堅守政治信念，在行動上自覺履行黨員義務，且“善于估計情況，運用策略，創造各種各樣的工作方法，使黨的方針能在每一項實際工作中體現出來”。

　　然而，在當時國統區，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不可能是直接的或命令式的，黨組織要最大限度地影響和團結各階層群眾，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群眾所接受，就需要從了解群眾訴求、關心群眾利益入手，在“潤物細無聲”的工作中去達到。正因為此，在“三勤”、“三化”實踐過程中，周恩來特別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既要“向群眾學習”，又要注意“不做群眾的尾巴”，以避免將自己淹沒在群眾的大海中，把自己看得與群眾沒有分別。黨員只有擺正自己位置，善于處理各種矛盾，才能很好地把黨的意志轉化為群眾的行動，最終“去實現黨的抗戰、民主、進步的方針”。

　　抗戰時期，國統區時常發生工人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的罷工，由此引發勞資矛盾。周恩來對此十分關注，要求南方局必須處理好特殊條件下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關系，在民族抗戰大義與各自經濟利益間找到平衡點，既支持工人合理訴求，又維護資方基本利益，使罷工等政治斗爭有理、有利、有節，而不是一味牽就，變成群眾的尾巴。他曾通過朱學范的中國勞動協會作勞資雙方調解工作，以多種途徑與胡厥文、胡子昂、李燭塵、古耕虞等民族資本家協商，向他們闡明團結抗戰之要，希望他們以民族為本，以國事為重，在追求合理利潤的同時，適當滿足工人訴求，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工人待遇，使之能安心生產，養家糊口。同時，又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員深入工廠，通過工人黨員做普通工人群眾工作，向他們宣傳民族資本對抗戰的作用，講明勞資共存的關系，以及維護團結抗戰大局的重要性，希望工人群眾明大義、曉大理，做到罷工有節制，訴求講合理。通過上述耐心細致的工作，使當年不少罷工活動得以緩和，最終達到既保證工廠正常運轉，化解勞資矛盾，又維護團結抗戰大局之目的。

　　那個時期，在周恩來領導下，南方局所屬黨組織很好地實現了工作方式轉變，廣大黨員自覺深入社會生活，積極隱蔽于深厚的群眾土壤之中，通過“勤學”達到了“社會化”；通過“勤業”實現了“職業化”；通過“勤交友”完成了“群眾化”。使黨員既是群眾之一員，更成為引領群眾的燭光與火炬。“三勤”、“三化”的成功實踐，不僅開拓了黨的群眾工作新境界，使國統區黨組織渡過難關，得到鞏固發展，其所積蓄的深厚群眾基礎更成為抗戰勝利后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

　　正如胡喬木所總結的：沒有周恩來領導下的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后來解放戰爭時期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形成那樣強大的第二條戰線”，“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周圍”。由此而論，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工作“從一定意義上講，為新中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