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周恩來兩次送回家的“康家二小姐”【2】

“爸爸，我要去延安了！”康岱沙鄭重地說。

“什么，去延安？！你想都別想。延安條件那么艱苦，你能吃得下那個苦？……”康岱沙一開口，一向開明的康心之立即暴跳如雷，嚴厲斥責康岱沙。

“其他同學都能去，我為什么不能去！我早就想離開這個紙醉金迷腐朽的家，你看看，日本人都打到家門口了，前方將士成天流血流汗，你們在后方呢，成天醉生夢死。我要離開這個家，我要去抗日，就是去當個護士，為抗日將士包扎傷口也愿意……”

父親的反對更加強烈地刺激了康岱沙，她愈說愈激動，她列數重慶上層社會的墮落和窮人的疾苦、國土淪喪和失去家園的痛苦。父女倆不斷地爭吵著，誰也說服不了誰。

臨了，康心之痛苦地說：“女兒，如果你不聽我的話，固執己見，我就在《國民公報》上聲明和你脫離父女關系，你自己看著辦。”說完，他便氣呼呼地回到樓上自己的臥室。

“脫離父女關系！”一向慈祥的父親，如今卻說出這樣絕情的話來，痛苦的淚水盈滿康岱沙的雙眼。父親康心之性情溫和，喜好結交朋友，疏財仗義，被譽為“近代孟嘗君”。他從小受大哥康心孚、二哥康心如愛國思想的影響，16歲時便跟著著名報人張季鸞辦報。后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9年，學習經濟。從日本回國后，在北京大學教書，經李大釗推薦，參加國民黨，出席國民黨一屆黨代會。與張申府、劉清揚夫婦關系密切。李大釗被害后，他曾幫助劉清揚避難天津。在河南做財政廳長時曾下獄，幸虧世交于右任與河南督軍有交情，才予釋放。二三十年代在重慶時，重慶的雜牌軍無軍餉，師長找到康心之要錢，康也慷慨解囊。1937年底，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康心之在后花園造屋筑墻，延請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居住，國民黨宣傳部部長邵力子、國民黨中央日報社社長陳昌波也住康家。平日里來康家吃飯的人也不少，每頓幾乎都有七八十人吃飯。為了照顧來家的客人，康心之雇請了兩個專職管事、20多個男女傭人。

幾天后，康心之叫住女兒，說要和她再談談。康心之平靜地對康岱沙說：“你現在高中畢業了，就與哥哥一塊去美國上大學。明天去體檢。”

“全國都在抗日，我哪有心思讀書。”康岱沙說。

“邵老伯要去蘇聯任大使，我們請邵老伯送你到蘇聯去，蘇聯不也是共產黨的天下嘛。你怎么就老想著延安共產黨呢？”康心之耐心地開導。

“我去延安，是不愿意做亡國奴，是到前方去打仗。”康岱沙爭辯道。

“不管怎么說，不許你去延安，否則，像你姐姐一樣當個太太。”康心之失去了最后的耐心，武斷地下了命令。

“像姐姐？！”姐姐康彰1913年在日本出生。康心之雖留過學，仍有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抗戰初期，康彰喜歡話劇，與演員白楊關系極好，也上臺去演戲，扮演《雷雨》中的繁漪。這事被父親知道后，將康彰一頓大罵。后來，康彰就嫁給國民政府行政院發言人張平群。婚后的康彰成天與重慶所謂的名媛淑女混在一起，不是開舞會，就是圍方城。康岱沙對這樣的生活深惡痛絕。如今，父親讓她去過自己厭惡的生活，她是決不會答應的。康岱沙下決心離家出走。

7月的一天，康岱沙收到一張紙條，這是黨組織給她去延安的介紹信。然后，她就悄悄地離開了重慶，乘汽車到了成都，住到開中藥房的同班同學家里。在成都，康岱沙輾轉找到了黨組織，組織通知她到邵城公園接頭。那天，康岱沙一個人到了邵城公園，果然看見一個穿黑色長衫、梳著背頭的中年男人。康岱沙走上前去用暗語和他接上頭，那人詢問了康岱沙家庭情況和離家后的情況，接著交給康岱沙一個很小的紙卷，說：“這是你的黨組織關系，要放在貼身內衣里帶到延安，然后交給黨組織。”康岱沙接過紙卷，小心地放好。看康岱沙收好紙卷，那人說: “有一位黨員同志的妹妹也要去延安，你們可以假扮表姊妹一起去，她比你大，你就叫她表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