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是中共領袖人物中與蔣介石打交道最多的人，并因此為人們所熟知。除多次與蔣介石見面外，周恩來與蔣介石的書信往來也頗為頻繁。從1936年9月至1941年1月，為建立合作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曾八次致信蔣介石。筆者通過閱讀有關這八封信以及蔣介石以不同方式回復的史料，深感這是周恩來運用書信方式進行的一種特殊的“勸蔣”“逼蔣”團結抗日的“筆戰”，從中也能感受到蔣介石被勸被逼而“應戰”的態度。
周恩來給蔣介石的第一封信：“勸蔣”“大敵在前亟應團結御侮”
周恩來給蔣介石的第一封信寫于1936年9月22日。“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共和紅軍“向全國國民黨的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這一號召先后得到了察北同盟軍、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軍以及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響應，他們紛紛和中共與紅軍合作。而蔣介石卻逆歷史潮流而動，一面對紅軍“不斷的‘圍剿’”，進行“更加猖狂的內戰”；一面對那些與紅軍合作的友軍進行進攻、解散或消滅，并對他自己的嫡系軍隊，專發一個“侈言抗日者，殺無赦”的嚴令。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后，中共公開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1936年8月25日，中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申明中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準備重新實行國共合作的政策”，全國人民積極響應，不斷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全國救亡運動形成了高潮。在這種形勢的推動和壓力下，國民黨先后兩次派代表到瓦窯堡傳遞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信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一面與國民黨代表談判，一面于1936年9月22日，以“大敵在前亟應團結御侮”為主旨，親筆寫信給蔣介石和對蔣有影響的人，并派潘漢年攜信先后到上海、南京與蔣介石的代表談判。
對于蔣介石這時的真實想法，周恩來掌握得一清二楚。他后來在中共七大上《論統一戰線》的發言中說：“蔣介石對談判的想法是怎樣的呢？那時他是把我們當投誠看待，想收編我們，直到西安事變以前，還是這樣的想法。”這就是周恩來所寫的“勸蔣”“逼蔣”抗日親筆信之有的放矢之“的”。因此，他在信的一開頭就以鐵的事實、血的教訓以勸相逼說：“自先生楬橥反共以來，為正義與先生抗爭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黨剿共勞瘁有加，然勞瘁之代價所付幾何？日本大盜已攫取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壓于四萬萬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決西南事變，漸取停止內戰方針。國人對此，稍有好感。唯對進攻紅軍猶不肯立即停止，豈蘇維埃紅軍之屢次宣言、全國輿論之迫切呼吁，先生猶可作為未聞耶？”
筆鋒一轉，周恩來從民族大義的高度，直接闡明：“先生須知，共產黨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與真正發動抗日戰爭。內戰果能停止，抗戰果能實行，抗日自由果能實現，則蘇維埃與紅軍誓將實踐其自己宣言，統一于全國抗日政府指揮之下，為驅逐日寇而奮斗到底。”進而深刻敘述蔣介石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兩種政策的兩種結果，嚴肅正告：“先生撫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內戰之不可再長而抗日之不容再緩乎？”“紅軍非不能與先生周旋者，十年戰績，早已昭示國人。”周恩來指出：“自相砍伐，非但勝之不武，抑且遺患無窮。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歡，停戰議和，未可驟信，則先生不妨商定停戰地區，邀請國內救國團體各界代表監視停戰，必知紅軍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戰爭中擔任一定防線，以全力獻之于民族解放，他則一無所求也。”周恩來堅定地表示：“先生如決心改變自己政策，則蘇維埃與紅軍準備隨時派遣負責代表與先生協定抗日大計。此共產黨、紅軍確定之策，將于千回百折以赴，不達目的不止者也。”最后，周恩來在信中指出在國家民族危難時刻蔣介石應該做出的抉擇：“先生為國民黨及南京政府最高領袖，統率全國最多之軍隊。使抗日無先生，將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實現，此漢奸及親日派分子所祈禱者。先生與國民黨之大多數，決不應墮其術中。全國人民及各界抗日團體嘗數數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統率之軍隊及政黨中之抗日分子，亦嘗以抗日領袖期諸先生。共產黨與紅軍則亟望先生從過去之誤國政策抽身而出，進入于重新合作抗日之域，愿先生變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為民族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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