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文革”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2】

二、1962年至 1966年：知青上山下鄉在全國有計劃地展開。在這一時期，周恩來對知青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

1、高度重視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深刻闡述上山下鄉的重大意義。

20世紀 60年代初，黨和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重大調整。在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和精簡政策的同時，從 1962年下半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從這時起，周恩來對知青上山下鄉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動知青上山下鄉作為黨和國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來抓。1962年，他在接見各大區農辦負責人時指出：“計劃生育和組織城市人口下鄉，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應當經常抓這件事情。”（《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 511頁。)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舉行的工作會議上作報告時又強調：“我們對人口、勞動力、城市人口怎么樣安排，這是一個大事情�？偟目谔柧褪敲鎸�農村。就是下鄉、上山、下水，搞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 533頁。)他多次主持會議討論研究知青問題。“文革”前，一共召開過八次全國性知青工作會議，其中，周恩來親自到會四次。有一次他聽知青工作情況匯報竟長達六個小時，足見他對此項工作的重視。

周恩來還多次深刻闡述知青上山下鄉的重大意義。1962年 11月 8日，他指出：“我們安置城市下放人員是積極的，是為了發展生產、擴大就業范圍、解決城市多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這是個長期任務，我們是從這個目的開步走的，所以說這是有前途的事業�！� (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中國檢察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2頁。)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區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會議上提出，今后 15年內動員城市青年學生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第 36頁。）1965年 2月，他又明確指出，知青上山下鄉這一工作是延綿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項重大事業。應當從關懷后代、培養革命接班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逐步縮小以至消滅“三大差別”的深遠意義來看待這項工作。一定要高瞻遠矚，長期打算，認真做好這項工作。（參見《人民日報》1977年 1月 17日。）

2、將知青上山下鄉納入國家計劃，并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20世紀 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鄉，由于缺乏專門領導機構組織協調，不可避免地出現職權不分、彼此掣肘等問題。隨著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有計劃地展開，知青安置工作也經歷了從無序到有序，從無計劃到有計劃的轉變。這一重要轉變，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完成的。

周恩來曾多次強調，知青上山下鄉不是臨時性的措施，而是長期的方針。根據他的指示，在 1962年 10月召開的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匯報會上，首次把城鎮知青上山下鄉納入國家計劃，就安置對象、方式、經費、物資等制定了相關政策、計劃和保障措施，并組建了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以加強對這項工作的統一領導。1963年 6月 29日至 7月 10日，中央召開各大區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會議。周恩來在會上要求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都要作長遠打算，要編制出城鎮知青上山下鄉 15年（1964—1979）的安置規劃。根據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提出 15年內，“估計每年有百萬左右的人需要有計劃地安置下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04頁。）。1965年 2月，周恩來在各大區和重點省、市、自治區安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又強調：動員城市知青和閑散勞動力下鄉上山，是城鄉勞動力安排上的一個方面，必須納入城鄉勞動力整體規劃之中。目前在城鄉勞動力安排上存在著分散現象，需要加強統一管理。（參見《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30頁。）周恩來的這一指示精神，在當年 4月 22日中央轉發中央安置領導小組《關于安置工作會議的報告》的批語中得到體現。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來的關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國營農場，但農場能容納的勞動力有限，國家財政負擔也重，各地都在尋求更好的安置辦法。周恩來肯定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提出的插隊辦法和浙江嘉興安置插隊知青的經驗，積極倡導以插隊為主安置知青。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區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會議上說：“插隊本來是小平同志提議的，我贊成。嘉興的生產隊能安置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這樣干呢？……實踐證明，只要我們一號召，就會到處有人響應�！彼�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隊是主要的，往農、林、牧、漁場安置是第二位。要勤儉辦事業，要節省花錢。你們回去訂計劃時，第一插隊，第二插場，第三新建、擴建場。這樣就投資少，效果大�！保�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 39頁。）

為進一步統一黨內外認識，有序地開展知青上山下鄉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來又指示：“要搞一個決定發下去，越快越好”。（侯雋主編《知青心中的周恩來》，第 6頁。）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發了《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我國第一個指導知青上山下鄉的綱領性文件�！稕Q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薄敖▏�以來的實踐證明：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動員大批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頁。）

安置方向調整后，插隊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鄉知青主要安置到農場，插隊只占 6%。1964年插隊比例猛升到61%，1965年進一步上升為63.1%，1966年達到 70%以上。（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 79頁。）

3、深入總結知青上山下鄉的基本經驗，及時回答在推進上山下鄉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問題。

知青上山下鄉推進幾年后，動員工作較為順利，但也暴露出一些問題，迫切需要作出進一步解答。在這種情況下，1965年 2月26日，周恩來在接見各大區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國安置工作會議的代表時，提出統一安排勞動力的七條經驗：勞動、精簡、安置統一起來；在時間上，冬季動員，春耕前后、麥收前下去；因地制宜；投親靠友為主；堅持方向，重視鞏固，穩步前進，不要著急；統一安排，各方協作；自力更生為主，群眾互助，社、隊扶助，國家關心，負責到底。（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13頁。）這些經驗，涉及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對于提高各級各部門領導的認識，增強他們做好知青工作、關心知青成長的自覺性和責任感，無疑有很大幫助。同時，也增強了廣大下鄉知青的榮譽感和使命感。

在這七條經驗中，周恩來提出的“國家關心，負責到底”很好地詮釋了國家對知青上山下鄉持有的基本態度。周恩來指出：下鄉知青是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我們總要替他們想一想，他們前途怎么樣？我們要不關心后代，那么什么人關心呢？國家就是我們這些人在服務嘛！我們就要指引他們，告訴他們往哪一條路上走是正確的；幫助他們，檢查他們，負責到底。兩句話：國家關心，負責到底。一定要這樣他們才放心。發生了錯誤，我們就要糾正錯誤。發生了偏差，我們就要去糾正偏差。關心不夠，我們就要多去關心。遺留下來的事情還沒有解決的，我們就替他們解決。這樣才能使他們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將來就是很好的農村有知識的勞動者，反過來也是能勞動的知識分子，就結合起來了。（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 63頁。）自 1965年以來，周恩來提出的“國家關心，負責到底”這兩句話多次出現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指導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級領導人的講話里，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上山下鄉工作的基本指導思想，貫穿于城鄉動員和安置工作之中。

4、通過培養和宣傳先進典型人物、指示拍攝有關知青題材的電影等途徑加大宣傳力度，鼓勵知青上山下鄉。

周恩來特別看重先進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鄉中的帶動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與各大區負責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談時指出：“華東寫出了‘霓虹燈下的哨兵’、‘奪印’、‘青年一代’、‘第二個春天’等好劇本，北京為什么不能寫一個？鐵姑娘、邢燕子、侯雋就不能寫個劇本？華北局要推動一下。”“其他大區也要抓典型，每個大區、每個省都有這樣的青年人�！保�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 41頁、58頁。）在20世紀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的回鄉、下鄉知青中間，涌現出一批先進人物。周恩來高興地贊嘆說：“天涯處處有芳草，祖國處處有英雄”。他重視培養邢燕子、侯雋、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見他們。1964年 12月 26日，經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參加了毛澤東 71歲生日晚宴，坐到毛澤東身邊。（參見卞慶奎：《董加耕：毛澤東沒有看錯的年輕人》，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頁。）他們后來都成為上山下鄉的知青中很有影響的帶頭人。

周恩來還指示將知青上山下鄉拍攝成有關電影。1965年 2月 26日，他召集劉白羽等人，提出要把知識青年下放等帶方向性的成熟了的題材拍成紀錄片（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13頁。），并親自定名為《百萬知識青年下鄉上山》。

5、倡導“半農半讀”，推動下鄉知青的合理布局。

知青上山下鄉這一舉措，無論對社會結構還是對人們的傳統觀念，都是一次大的沖擊。1964年，鑒于城市升學就業壓力和大批畢業生不愿意下鄉的現狀，國家主席劉少奇多次論述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并把它與上山下鄉聯系起來。1965年，劉少奇在倡導半工半讀的同時，又提出“城來社去”的新設想。周恩來十分贊成劉少奇的意見。1964年 12月 21日，他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學校是一種教育同勞動相結合的新型學校。這種新型學校能夠培養出既能體力勞動、又有文化技術的全面發展的新型的人來，為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創造條件。這種新型學校，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的長遠發展方向�！保ā度嗣袢請蟆�1964年 12月 31日。）1965年 11月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研究半工半讀辦法，當教育部長何偉談到和安置辦公室同志商量，準備抽一點安置經費，采取半工半讀辦法，動員城市青年上山下鄉時，周恩來肯定地說“這是一個辦法”（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5—56頁。）。1965年 12月 28日，國務院批轉當年 8月下旬至 9月中旬召開的安置工作座談會工作計劃時指出：遵照劉主席、周總理對全國城市半工半讀教育會議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明年應結合動員城市知青下鄉上山，重點試辦半農半讀的勞動大學，為逐步推行兩種教育制度積累經驗，為促進農村文化革命、實現科學種田造就人才。（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第 61頁。）

在領導知青上山下鄉同時，周恩來也開始考慮下鄉知青的合理布局問題。1966年 2月，當他聽說各地知青都愿意到新疆而很少愿意到西藏去時，當即指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政委張仲瀚，由新疆兵團組成一千多人的一個團，由知識青年組成，動員他們去西藏。廣大知青聽說周恩來希望他們去西藏，在三天之內報名的超過三萬人，最后去西藏的有兩千多人。（參見《人民日報》1979年 1月 18日。）

“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鄉，雖然也存在一些問題，但總體而言，步子比較穩妥，進展較為順利，其工作成績是主要的。1962年至 1966年上半年，全國城鎮知青上山下鄉人數累計達到 129萬，其中到人民公社生產隊的有 87萬人，占下鄉知青總人數的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