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不讓鄧穎超到政府里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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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廳仍按原樣陳設(shè)的后客廳里，至今還懸掛著鄧穎超生前十分喜愛的兩幅畫：西邊的是原全國政協(xié)委員郭秀儀女士根據(jù)周恩來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期間與鄧穎超兩地分離時互傳思念的海棠、紅葉、芍藥等繪制的國畫；東邊的則是辛亥元老、建國后曾任國家華僑事務(wù)委員會主任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何香凝老人于1950年8月為祝賀周恩來、鄧穎超銀婚而繪制的國畫《臘梅》。

　　在《臘梅》中，何老在一株粗碩的老干上畫了兩朵怒放的梅花，其中一朵正面盛開，特別陽光，而另一朵雖然也盛開著，而且花朵大小也差不多，但這朵花的大部分卻被粗粗的老梅干遮擋著。

　　何香凝曾解釋說，周恩來、鄧穎超這一對伴侶就他們對革命的忠誠和貢獻來說，都算得上是杰出的偉人。但是，由于周恩來一貫嚴于律己，一再讓作為自己妻子的鄧穎超受委屈。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在職務(wù)、工資等方面都沒有按有關(guān)規(guī)定辦理、執(zhí)行，所以，這就在客觀上由于周恩來的“遮擋”，使鄧穎超這朵“紅花”少了一定的光艷。

　　20世紀90年代，西花廳工作人員在向筆者介紹何老這一解釋時，筆者還感受不深。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接觸的資料越多，也就越來越真切地感覺到何香凝老人這幅畫的含義。

　　“只要我當一天總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職！”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根據(jù)斯大林的建議，從速組建新的人民政府。由于抗日戰(zhàn)爭期間，周恩來多在國統(tǒng)區(qū)與國民黨和有關(guān)愛國民主人士打交道，而且他對革命隊伍里的同志也十分熟悉，所以新中國第一屆政府的“組閣”大任落到了他身上，即新中國政府的主要組成人選基本上都是由周恩來提名，然后在書記處會議上通過，最后向社會公布。

　　周恩來一貫辦事精細，考慮問題周詳縝密。他在組建第一屆政府時也不例外。比如，傅作義將軍已經(jīng)安排了國防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但周恩來認為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保住了文化古都北京，功勞很大，還應(yīng)再安排他一個實職。于是，又提議傅作義為首任國家水利部部長。再如，當許多人還不知道“李書誠”為何人時，周恩來不僅詳細匯報了李書誠的才干，還告訴大家：我們黨的“一大”就是在他上海家中開的；解放戰(zhàn)爭后期，李書誠還在武漢直接闖進華中“剿總”總部，力勸白崇禧起義投誠，此舉雖未成功，但他傾向革命，熱愛中國共產(chǎn)黨，顧大局、識大體的做法是令人欣慰的。因此，周恩來提議李書誠為國家首任農(nóng)業(yè)部部長。還有，蔣介石的拜把兄弟馮玉祥最后在海外宣布與蔣決裂，在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的邀請從歐洲乘船歸國途中不幸遭蔣介石派出的特務(wù)暗害，而對于平安歸國的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周恩來提議她為衛(wèi)生部部長。至于那些起義將領(lǐng)、投誠人員、有才之士等等，周恩來都量才使用，各盡其能。他的安排受到黨內(nèi)外人士的一致稱贊與頌揚。但唯一讓人不解的，就是沒有安排鄧穎超擔任相應(yīng)的職務(wù)。

　　為此，被周恩來盛情留下來的國民黨“和平將軍”張治中找到周恩來說：“周公呀，人們都夸你這周總理真是個‘周’（周到的意思）總理。但你也有考慮不到的地方，那就是說什么也得給鄧穎超同志安排一個部長職位才讓人心悅誠服。”

　　周恩來聽了之后笑著說：“文白（張治中的字）先生，這是我們共產(chǎn)黨的事，您就不必多操心了吧。”

　　周恩來“打發(fā)”張治中很容易，但“打發(fā)”黨內(nèi)同志就比較困難一些了，如與周恩來、鄧穎超關(guān)系都比較好的江鮮云同志。江鮮云是黃埔一期生彭干臣的妻子，是我們黨內(nèi)的老革命、老同志。周恩來領(lǐng)導南昌起義時，彭干臣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長兼南昌市衛(wèi)戍司令，是直接保衛(wèi)周恩來等起義指揮部安全的重要人物，與周恩來關(guān)系十分密切。后來他和方志敏一起領(lǐng)導中國工農(nóng)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時犧牲。他的遺孀江鮮云與周恩來夫婦也一直過從甚密。

　　對于周恩來組建新政府，江鮮云也打心眼里高興。但她始終看不到對鄧穎超的任職安排，心里就有點不服氣了：鄧穎超是1925年3月入團、5月轉(zhuǎn)黨的老革命。她和周恩來一起出席過中共“六大”，參與領(lǐng)導過白區(qū)斗爭和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還在瑞金時期，鄧穎超就擔任過中央機要局局長（相當于中央秘書長）。長征出發(fā)時，因她患肺結(jié)核病，中央機要局局長才轉(zhuǎn)由鄧小平擔任。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她是蔣介石遴選的中共七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之一。因此，無論從能力、資歷和聲望上，鄧穎超作為一名正部長人選是綽綽有余的。為此，江鮮云直接找到周恩來辦公室，直言不諱地對他說：“總理啊，我們共產(chǎn)黨人提倡男女平等，因此，你說什么也應(yīng)該給小超大姐安排一個部長職位才對啊！”

　　周恩來聽了回答說：“鮮云啊，你的話不是沒有道理。但是，我如果安排你小超大姐去當某一個部的部長，那么她的那個部發(fā)出的文件、指令等，別人就會誤認為有我的意見，叫人家不好辦。這樣，我們把家庭關(guān)系和革命工作攪到一起，就不利于我們革命事業(yè)的發(fā)展。”最后他斬釘截鐵地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職！”

　　周恩來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從1949年擔任國家總理到1976年1月逝世，整整26年，作為他妻子的鄧穎超還一直停留在全國婦聯(lián)副主席這個副部級位置上。但是，鄧穎超絲毫沒有怨言，她全身心地投入全國婦女解放事業(yè)，竭盡所能幫助周恩來處理好他的家事等可能影響和分散其精力的瑣事，讓周恩來集中精力處理我們黨和國家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