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至孝情懷【2】

　　1938年1月，周恩來寫信給正在天津的父親，希望他能來武漢和自己一起生活。5月，當(dāng)父親到達(dá)武漢那天，周恩來正在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第二次理事會。老舍曾對當(dāng)天的情形有過具體、生動的描述：“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高興能與這么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么親密，這么協(xié)力同心地在一塊工作……最后（他眼中含著淚）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于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更增強(qiáng)了我們的團(tuán)結(jié)！告辭了！（掌聲送他下樓）”

　　在以后的日子里，雖然偶有小別，但父親基本上是和周恩來生活在一起。1940年，周劭綱和一些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的家屬轉(zhuǎn)移到重慶紅巖。以后，他就一直沒有離開紅巖，這里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在忙碌的人群中，周劭綱有些孤寂。周恩來工作十分繁忙，也沒有過多的時間陪老人，但他囑咐辦事處正在病休的張穎等工作人員，抽空多陪陪老人。

　　1942年7月，周劭綱生病發(fā)燒，后來病情轉(zhuǎn)重。老人非常想見見周恩來，而此時的周恩來也因為小腸疝氣復(fù)發(fā)，正住院治療。考慮到他的病情，鄧穎超和身邊工作人員并沒有過多提起老爺子的病情。他還想著父親的生日，在7月6日致鄧穎超的信中寫道：“本星期六出院的計劃是打破了，因為開刀起十九天，應(yīng)該是7號或11號，再過兩三天出院，也須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請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28號本天請人吃飯，那就不必等我回來，免得他老人家不高興……”周恩來十分牽掛父親的病情。9日，鄧穎超致信周恩來，其中談到父親的病情，說：“這幾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周恩來接信后很是惦念，并于10日復(fù)信鄧穎超：“我對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轉(zhuǎn)稟他好望精養(yǎng)。我這里默禱他的康寧。”之后又細(xì)致地指出：“爹爹的病狀，除瘧疾外，還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體力雖好，但他過分喜歡飲酒，難免沒有內(nèi)虧。所以主治他的辦法，必須先清內(nèi)火，消積食，安睡眠。東西愈少吃愈好，吃的東西亦須注意消化與營養(yǎng)，如牛乳、豆?jié){、米湯、餅干之類，掛面萬不可吃。假使熱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則宜進(jìn)行清胃灌腸，勿專當(dāng)瘧疾醫(yī)。”

　　這封信的字里行間，表現(xiàn)出一個兒子對父親病情的關(guān)切，情感真摯、細(xì)致入微，讀來讓人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可是，周恩來沒有想到，就在他寫信那天晚上，父親懷著對兒子的思念永遠(yuǎn)地離開了。鑒于周恩來的健康狀況，鄧穎超和辦事處的同志們商定先不告訴他。“紙里包不住火”，周恩來還是在13日這天知道了。得知父親已經(jīng)過世，周恩來悲慟欲絕，痛哭不已。當(dāng)晚，他即為父親守靈直到拂曉。幾天后，周恩來致電在延安的毛澤東：“歸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極，抱恨終天，當(dāng)于次日安葬。”毛澤東很快復(fù)電：“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節(jié)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節(jié)勞為盼。”

　　在周劭綱老先生病逝后，蔣介石等國民黨政府要員和各界人士或致函慰問，或親往悼唁。《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就收錄有一封以周恩來、鄧穎超夫妻的名義致張申府先生的信：“申府先生道右：哀啟者，先嚴(yán)棄養(yǎng)，承蒙友好姻親多方吊唁，或勞玉趾，或辱瑤函，或賜挽章，或頒芻束，悼死慰生，無任銘刻。惟來以臥病之后，復(fù)當(dāng)大事，心痛體弱，致未能一一登門踵謝，用答隆誼。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請恕失禮。哀此奉復(fù)，諸維矜察，并頌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