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維世慘死 總理呆坐40多分鐘【2】

　　鄧穎超送母親一條裙子

　　我母親是寧波人，6歲時便同姐姐一起到卷煙廠當童工，真所謂“苦大仇深”。家里的日子十分艱難，這也使母親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1930年代母親參加了共青團。抗戰爆發后，母親只身到武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經人介紹，同父親結婚。母親原來有名字，參加革命后因崇尚高爾基《海燕》中的海燕形像，改名“貝海燕”。母親心靈手巧，會做衣服、織毛衣。鄧穎超多有對外活動，母親便常幫鄧穎超做衣服或改衣服，使她穿起來更得體、合身一些。鄧穎超特別喜歡我母親，把自己一條心愛的裙子送給了她。母親舍不得穿，珍藏著，后來從重慶到延安，胡宗南進攻延安時從延安撤退，解放后輾轉到長沙，好多東西都丟了，這條裙子一直完好地帶在身邊。

　　1987年，我因公務到重慶，抽空到紅巖村的革命紀念館參觀。大門口有一張大照片，是當年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同周總理、鄧穎超的合影。我從中看到了龔澎，穿著連衣裙，確實很出眾。我在里面想找我的父親，看見一個人好像是，便找到紀念館的人想確認一下。他們得知我是龍潛的女兒，熱情地接待我。但他們告訴我，這照片里面沒有我父親，因為父親是周總理的機要秘書，不對外。他們請我吃飯，問我父親手頭有沒有同總理、紅巖村有關的紀念品？我說父親已經去世9年了，恐怕不會有什么了。不過我又告訴他們，我母親有一條鄧穎超給的裙子，現在還保存著。他們十分興奮，希望把這條裙子捐給紀念館。我想這是好事，便一口答應了。后來我到長沙，對母親說起捐裙子的事，不料母親說這條裙子是她最珍貴的紀念品，寄托著她對周總理、鄧穎超的思念，所以再也不愿意離身了。我理解母親，也就不好再說什么。

　　在重慶，母親懷上了我哥哥后去了延安。當時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根據地處于相對困難的時期。為渡過難關，中央提出自力更生，精兵簡政，把一批懷孕和有幼兒的女同志精簡下來了。我母親也是其中之一，住在招待所里。鄧穎超發出一個號召：有知識有經驗的媽媽去當保育員，幫助那些有小孩的母親帶孩子，讓她們可以放心地工作。一些人不愿去，因為當保育員就不是干部而是工人了，那時同樣有人在意這個身份。我母親響應鄧穎超的號召，去保育院當了阿姨。據說甘于去當保育員的只有我母親一人，所以鄧穎超對我母親印象很深，當時就表揚了她。

　　解放后，父親曾任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后離開長沙到廣州工作。任中山大學副校長時，父親犯了錯誤，此后調到北京，在高教部任職。我一直以為父親犯了“右傾”錯誤，后來我從《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書中才知道，父親犯的是“左傾”錯誤。著名學者陳寅恪當時是中山大學教授，父親曾在大會上多次公開批評陳思想右傾，是“封建余孽”。這引起老教師們的反感，也不符合黨對知識分子（包括所謂舊知識分子）的政策，所以父親受到廣東省委的批評。對此，父親還一直不服氣，到北京找周總理，訴說自己的“委屈”。周總理嚴厲地批評了父親——他這才心悅誠服，后來多次做了檢討。

　　我上大學時，一次回到父親那里，晚上睡在書房，無意間發現一封信，是昆明工學院的師生于1960年代寫給父親的（父親曾在此任副校長）。信里贊揚父親關心師生、與師生共甘苦、落實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等——我想，這肯定是經過總理的嚴厲批評后，父親信服了，徹底改正了錯誤。

　　總理批評父親，鄧穎超表揚母親

　　父親在長沙時曾任湖南革命大學的教務長，母親那時也在革命大學工作。時隔不久，母親覺得自己文化低，不宜在學校工作，請求到基層、到廠礦去。組織上接受了母親的請求，調她到長沙的“裕湘紗廠”擔任黨委書記。母親是工人出身，這工作很適合她，從此便一頭扎進了工作。

　　家庭變故就在這時發生了。文工團班有一個女學員乘虛而入，插入了父母之間。她比父親小26歲。父親遂與母親鬧離婚。組織發現了這些問題，嚴厲批評了父親。當時湖南省委還就此作了一個決議，批判龍潛同志的資產階級思想。父親覺得在湖南呆不下去了，要求調動，于是被調到廣東擔任華南分局的副秘書長。經過這一場風波，父母之間的裂痕就很深了，兩人不久離婚。當時老干部離婚幾乎成了風潮，為遏制這股不正之風，劉少奇親自抓了兩個典型，一個好典型，一個壞典型。母親后來對我說，如果再遲幾個月，你父親想離也離不了了。

　　母親告訴我，離婚后，父親給她寫過一封信，信中承認自己不好，辜負了母親；但又說，他們是協議離婚的，而且協議過多次，那為什么還要向周總理告狀？母親十分奇怪，她對父親再不滿，但還珍惜父親的政治前途，決不會給總理寫信告狀。后來才得知，這信是我大哥寫的。他也不滿父親的行為，出來打抱不平了。想來總理看到這封信后，狠狠地批評過父親。

　　1963年，我已上高中。這年暑假，我到北京看望父親。一次晚上看演出，周總理和鄧穎超也來了，他們沒有坐在一起。周總理一出現，全場起立鼓掌。總理頻頻點頭、招手。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到周總理，心情很激動。鄧穎超就坐在我們的前一排。演出結束退場時，鄧穎超看到父親，過來打招呼。父親向鄧穎超介紹說：這是我女兒（父親沒說我的名字，因為我隨著母親姓“貝”）。鄧穎超本來是很慈祥可親的，此時卻突然沉下臉來，看著我說：你媽媽貝海燕是上海工人，是個堅定的革命者，是個好干部，非常好的干部！你要好好向你媽媽學習！我本來想告訴鄧穎超，我就是跟著媽媽的，但看到父親尷尬的模樣實在不忍心說出口。鄧穎超走后，父親還呆呆地站著，隨后拉著我匆匆走了，可能是在躲總理，怕再次陷入尷尬。回到長沙后，我把鄧穎超的話告訴母親，母親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孫維世慘死，總理呆坐40多分鐘

　　父親說他到北京工作以后，當年重慶紅巖村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員，幾乎每年都要到總理那里聚一聚。父親也陸續向我講過一些在總理那里看到、聽到的事情。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有關孫維世的事。

　　父親說，總理沒有親生兒女，卻有不少干兒子、干女兒，大都是烈士子女。孫維世就是其中一個。她父親為革命犧牲，母親帶著3個孩子一路討飯去找黨組織，找到武漢。當時國共合作，武漢有八路軍辦事處，但門衛不讓他們進去。孫維世還是個小姑娘，放聲大哭，驚動了里面的人，問明情況后接待了他們，于是一家四口被送到延安。孫維世的父親曾和總理一起工作過，總理便把孫維世認作干女兒。她很聰明，長得也討人喜歡。在眾多的干兒子、干女兒里，據說總理最喜歡孫維世。后來孫維世到蘇聯學習話劇，學成回國后一直從事戲劇工作，她的哥哥當過朱德的秘書。總理工作很忙，常常得不到休息，孫維世一去，她總有辦法讓總理放下手頭的工作休息一會，所以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很歡迎孫維世來訪。有一年，孫維世還給總理和鄧穎超辦過一次結婚紀念，大家都很開心。

　　林彪曾追求過孫維世，但孫維世對林彪不感興趣。按說這樣倒給葉群騰出了位置，她以后才得以耀武揚威，但葉群竟因此恨上了孫維世。在延安時一次排演話劇，江青想扮演參加革命的大小姐，但因為年齡偏大，演了阻礙革命的姨太太，孫維世扮演大小姐。這樣一來，孫維世又和江青“結了怨”。孫維世后來愛上了志同道合搞戲劇的金山。周總理不太滿意這樁婚姻，對孫維世執意和金山結婚不是很高興。“文革”前，孫維世和丈夫金山到大慶深入體驗生活，他們寫成一個劇目，表現大慶人特別是“王鐵人”的戰天斗地、為國爭氣的精神，演出時請總理去看。總理看了挺高興。

　　“文革”一來，金山遭了殃，遭到葉群和江青“雙重”嫉恨的孫維世更遭殃。她因去過蘇聯，還被指為“蘇修”特務。周總理得知孫維世被抓，趕緊讓秘書打聽關在何處，想讓她少受一些罪。及至打聽到，孫維世已經死了，而且從抓到死只有7天，死相極其凄慘。周總理聽到消息，一言不發，呆呆地坐了40多分鐘。他心里想什么，沒人知道，是想那么一個活生生的人，怎么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呢？還是想自己堂堂一國總理，竟然保護不了自己的干女兒，保護不了一個烈士的孩子？可以想見，這是怎樣的一種人生之痛！

　　整個“文革”中，周總理的痛很多，但自己最喜歡的女兒孫維世慘死之痛，一定是總理心中永遠的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