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胡適：大歷史脈絡中的人物關系【3】

三、批判與爭取

歷史翻過幾頁，到了1949年國共權勢易位之時，中共對胡適的態度有些耐人尋味。1月27日的《人民日報》報道：“對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權威人士所提出的戰爭罪犯的初步名單，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正在紛紛議論。”“許多學生和教授們認為名單中必須包含重要的戰爭鼓動者胡適、于斌和葉青。”借“學生和教授”之口，譴責胡適已夠“戰犯”之格，而作為黨并未明確表態，似乎留下了爭取的空間。根據龔育之的發現，毛澤東的確設想過，如果北平解放了，胡適沒有走，可以讓他當圖書館館長。這是毛澤東1947年12月在陜北楊家溝中央會議期間的談話中說的，陳毅有詳細的記錄和傳達。根據陳毅的傳達，毛澤東在說明糾正三個過左傾向時，連帶說道：“你到北京，胡適捉不捉？……還是不捉。可叫胡適當個圖書館館長。”（龔育之：《黨史札記：龔育之近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頁。)

然而，此時胡適已走上了與國民黨合作的不歸路。4月23日，中共軍隊攻克南京。美國人問他的態度，他說：“不論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六）》，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92—2093頁。）或許鑒于胡適的頑固態度，不久，5月4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紀念五四的文章，率先對他進行了批判，其中指出，五四期間，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胡適輩目擊著馬克思學說的逐漸盛行，而急忙地叫喊要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當然必須研究實際問題，但是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夠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而胡適輩卻把它當作盾牌，來阻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成長，是表示資產階級對于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抗拒”。文章還批判說，后來，“胡適妄談貧窮、疾病、愚昧等五個鬼擾亂著中華，而封建勢力不在內，帝國主義也不在內。中國革命的對象既然不是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那么胡適就變了反革命的辯護人，以至成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

該文發表幾天后，周恩來在北京大學教授聯誼會舉行的第一次座談會上再次提到了胡適，他說：“新的代替舊的是社會發展的規律。要改革社會，就必須有勇氣面對舊的，否定舊的。‘五四’時期陳獨秀與胡適的不同，主要就在于前者敢于否定舊的，而后者卻沒有這樣的勇氣。所以胡適就站不住，骨頭是軟的。北大敢于對舊的東西加以否定的傳統，是值得發揚的。‘五四’時期也發生過否定一切的偏向，就是沒有在否定其基本的東西的同時，批判地接受其好的一面，沒有在否定其整體的同時，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東西。這主要是因為那個時代舊的東西根基太深。總的說，當時的成績比缺點還是大得多。到了今天，經過三十年的歷史發展，我們已經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經驗，可以避免發生當時那種缺點。我們要否定舊的，先把舊的東西孤立起來，縮小其地盤，進而從根本上徹底摧毀它。這樣，才能為新東西的發展掃清障礙，開辟寬廣的道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周恩來教育文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頁。）周恩來在這里對胡適的看法特別能說明時代變遷對歷史書寫的影響，五四時期“陳獨秀和胡適”在有些方面一度是一體的，而在新的語境下，卻具有了根本的不同。

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撰寫的新華社社論《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批判胡適成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的極少數知識分子之一。對胡適的這種定位很快成為一種普遍的認知，并通過各種途經予以強化。1950年9月28日的胡適日記中粘貼了兩份剪報，都是他留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表示的對他的態度。一份是《紐約時報》的報道，說“胡適被自己之兒子聲討為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一份是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其中談到，“在舊社會中，我看我的父親是個‘清高的’、‘純潔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評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總理到北大講話說‘胡適之根本不認識什么是帝國主義’。心中反感已極：以為以我父親的淵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國主義，寧非侮辱”。（胡適：《胡適全集》第3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頁。胡適判斷“此文是奉令發表的”。）這說明周恩來在北大還批判過胡適對帝國主義的態度。胡思杜雖然替其父親有點抱不平，但是，胡適不承認“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存在確是事實。

就在粘貼這兩份剪報的前幾天，9月25日，胡適日記中還記載了一個朋友談到的西安事變情況，“‘西安釋蔣一段，在蘭州時，周恩來曾為錞自言之。張學良亦曾與朱紹良言之，固事實也。’（那時和鈞是甘肅財政廳長，在一九三九年，周恩來與鄧穎超經蘭州飛Moscow［莫斯科］，因天雨，飛機沒來，［正是］談天機會。據朱紹良說，張學良親對朱紹良說，‘不要著急。前天周恩來一班人到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們主張要放蔣先生回去！’）”（胡適：《胡適全集》第34卷，第58頁。）。從現有資料看，在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走狗”之時，他有關中共和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表現的記載，沒有出現明顯傾向性的評論，他的“考據癖”及其對歷史真相的熱衷，似乎遠大于現實政治的沖擊，或許其今昔之感并未流露。

在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里，批判胡適成為思想界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活動。對此，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密切關注著。1951年12月10日的日記中，他又粘貼了一份剪報，內容是“京津高等學校教師的學習運動”，其中說：“六千多人參加學習；聽周總理的報告；學習時間將有五六個月；分成五個階段進行；教授公開‘獨得之秘’；批判胡適、梅貽琦。”（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頁。）一個“報告”，一個被“批判”，特別能說明周恩來與胡適的關系在新的時代環境下的延伸，他們名字的背后實際上是兩種力量、兩種文化。歷史已注定了一種將伸張為唯一，一種則趨于消亡。

1954年，大陸發動了一場全國規模的批判胡適的運動。當時，文化思想領域出現了關于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觀點的爭論。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有一段批示：“《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574頁。）在胡適不在場的情況下對其進行批判，顯然另有深意。唐弢回憶，在一次全國政協招待知識界人士的宴會上，聽到毛澤東在席間談到對胡適的批判，說：“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筆抹煞，應實事求是。”還說：“到了二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毛說著笑了。（參見唐弢：《春天的懷念——為人民政協四十年征文作》，《唐弢文集》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頁。）這表明批判者對胡適的歷史功過心中是有數的，只是基于當時思想文化界出現的一些問題才批判他。

密切關注國內批判運動的胡適很難心平氣和，在主觀上越來越與中共表現出敵對的態度。1955年1月26日，他在日記中粘貼了兩份剪報。一份是《周恩來的聲明》，其中表示，中國人民決心解放臺灣。聲明援引了聯合國憲章，譴責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并把該地區的緊張局勢歸結于美國的干涉。文前配有周恩來的照片。另一份剪報是美國國會根據總統艾森豪威爾要求通過的《臺灣問題的決議》，其中大意是說，美國將繼續給國民黨政府以經濟與軍事援助，并授予總統“保衛”臺灣及其周圍島嶼的權力。對此，胡適又產生了“不可救藥的樂觀”，認為打回大陸有點“近在眼前”的趨向了。第二天，他的日記記道：“去年冬天的交涉，取得安全互助條約，而打消了所謂‘組案’，是一大勝利。此次因大陳問題而得艾總統前天的致國會牒文，當時雖有UNaction［聯合國活動］之說，但牒文與周恩來的狂妄宣言同日出來，等于打消UNaction了，而艾氏的牒文是十年來的最重大的變化，故是吾國的大收獲，大轉機。”（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8，第354—355頁。）可見，在對中共問題上他與國民黨已處于同一立場，而對周恩來用了“狂妄”二字，表明曾經的好感，在此時已喪失殆盡。

然而，如果歷史僅僅如此，不免有些乏味。有趣的是，對胡適進行批判的中共還有另一面，即爭取胡適的歸來。與胡適不同，此時的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卻顯得比較大度，在談到對胡適的批判時，周恩來說：“胡適的典型資產階級思想，我們要批判。但是如果今天胡適要求回來，愿意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仍然可以要他講他的實驗主義。因為他的唯心主義的學說已經受了批判，大家已經有了認識，所以仍然可以要他講。同時，在提到‘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時，也仍然要提到他在那時所起的一定的作用。”（《周恩來傳（1898—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9頁。）

爭取胡適回來并不僅僅是周恩來個人的意見。毛澤東提到對胡適的批判時，還講道：“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么？”這里的“我們”顯然指的是中共中央。毛澤東說的“帶信”大概不只是一個渠道。1956年9月，周恩來曾托出國訪問的周鯁生通過在英國的陳源帶訊息給胡適。（參見龔育之：《胡繩晚年論胡適》，《龔育之自選集》，學習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頁。）對于中共的爭取，胡適日記中有明確的記載。1957年3月16日日記記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此信大意是說他去年秋間曾到北京上海去了‘兩次’，‘看到了朝氣蓬勃的新中國’！‘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國，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斷語何如？’他說他‘愿意陪著先生同行’。”過了幾天他又記道：“收到小三從唐山寄來一信，是平寄的信，故經過五十日才到。這是七年來第一封信。信是寫給‘媽媽’的，信凡四頁，末后說，爸爸那邊，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沒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寫信給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為已寄出了，所以偷寫這封給媽媽。殊不知中共已改變計劃了，不要他出面寫信，另叫別人（如曹聚仁之流）寫信。”（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8，第484頁。）無論胡適的推斷是否屬實，中共曾通過各種途徑爭取胡適回國卻是確鑿無疑的，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已居于大國執政地位的中共的自信，表現出一種不計前嫌、招賢納士的風度，一種對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的抬舉和垂愛。海外人士的統戰工作，當時一直是由周恩來直接負責的，曹聚仁的信很有可能是周恩來安排的。然而，胡適已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對中共多渠道爭取的做法毫無回應。

四、結語

縱觀周恩來和胡適的關系，可以說五四時期是一個交合點，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一個是響應者，共同推動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不久二人卻逐漸疏離，走上了不同的社會改造道路。大約到1937年前后，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二人的關系又出現了一個交合點，一個是政黨的代表和領袖人物，一個是知識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國方略，體現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種共識。然而，自此以后，兩條交合之線經過一段似乎平行的延伸后卻分開叉來，并且越分越大，直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奔走，甚至回過頭來對沖。在周恩來看來，胡適屬于“典型資產階級思想”和“唯心主義”的代表，在無產階級政權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為社會主義服務”，并設想給其一定的言論空間。而對于胡適來說，他根本不認同中共新政權，對周恩來的好意自然無從回應。不管如何，二人都屬于20世紀不會被遺忘的歷史人物，拂去歷史的塵埃，換一個角度看，二人的名字似乎都成了一種反映近現代中國變革的符號，符號的背后是那鮮明的“大歷史”脈絡。

〔作者張太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