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婉辭第一門親事？最終選擇鄧穎超【5】

周恩來從喉嚨里輕咳出一聲，終于吐出郁積心底很久的一句話：“我肚子里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鄧穎超輕輕點頭，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溫柔與平靜，回答一句：“我肚子里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他們彼此握緊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講清了。那情那景，令我們陪護在身邊的同志深受感動，并且對夫婦之道的認識一下子提高到了一個新境界，新層次。

當時，陪護總理的主要是我和衛士高振普，后來又增加了喬金旺。我們曾由總理和大姐的這兩句對話，憶及許多往事。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總理的辦公室里電話一個接一個，人來人往忙得不可開交。但是除了軍事秘書，無論是鄧大姐還是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卻不知在忙什么。直到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宣布了，我們才和全國人民一樣驚喜歡呼起來。

以后爆炸次數多了，就難免漏出點風聲。

那是一次試爆前，總理辦公室又是電話不斷，一夜未睡。第二天早晨鄧大姐起床后，見到值班警衛喬金旺，就關心地問：“總理睡了沒有？”

老喬搖搖頭：“還沒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這本是隨口問話，并非是存心打聽。喬金旺從軍事秘書嘴里聽到一點影子，也就隨口回答：“聽說是風向不對。”

鄧穎超出于關心，便推開總理辦公室的門，探頭問一聲：“恩來呀，聽說是風有問題？”

周恩來與鄧穎超彼此的稱呼，細琢磨是很有講究的。

周恩來認識鄧穎超時，周恩來21歲，鄧穎超15歲，周恩來就叫鄧穎超“小超”。這個稱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同事中鄧穎超漸漸由“小”到“大”，稱呼自然而然起了變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鄧穎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齡小的一個，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戰結束后，重慶的黨員干部里，多數是新鮮血液，都比鄧穎超年輕，所以不知不覺就改稱了“大姐”或“鄧大姐”。周恩來始終把鄧穎超叫“小超”，鑒于大家已改稱呼，則對著鄧穎超叫“小超”，對第三者講話時，也隨大家叫“大姐”或“鄧大姐”。

鄧穎超結婚時，稱呼周恩來為“恩來”，偶爾也稱“周公”。到了長征前后，周恩來蓄一部又長又黑又密的美髯，鄧穎超便以這部大胡子改稱周恩來“胡公”。抗戰爆發后，周恩來主要在重慶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處叫“周公館”，鄧穎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稱呼其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進城，叫到建國，便基本不叫了，改稱“恩來”和“總理”。一般倩況，夫妻間稱“恩來”，公事和社交場合稱“總理”。就是說，在稱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現在，鄧穎超在西花廳家中，只面對周恩來，自然是稱“恩來”。偏偏她問的“風向”問題又是公事，周恩來一聽就生氣了，猛地睜大眼，望住鄧穎超嚴厲責問：“什么風向問題，是誰告訴你的？”

鄧穎超自知犯了忌，無意中介入了周恩來的公事中，不敢隱瞞，用知錯的語氣解釋：“我只聽老喬說了一句是風向不對么……”

“你把老喬叫進來。”周恩來放下了手中的公事，這是要認真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