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張學良膚施相會記【4】

五

晚11點，會談正式開始。昨天還是兵戎相見，如今敵對雙方的統帥卻握手言歡，促膝交談，這歷史還真有意思！在會談中，他們談了很多問題，但談論最多的還是民族危機，以及如何制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問題。張學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他說：“紅軍是真抗日，抗日與剿共不能并存。”他主張聯蔣抗日，認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蔣介石是國內最大的實力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么蔣介石也應當包括在內。我們現在想壯大抗日力量，為什么要把他排除在外呢？如果統一戰線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義反對就不好辦了。尤其是我們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蔣抗日”，工作起來有實際困難。目前應當設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扭轉過來，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來深思了一下，說：“張先生這個意見很有道理，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我本人同意張先生‘聯蔣抗日’的主張。中共之所以反蔣抗日，是因為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本家的頭子，他視人民為死敵，目下正像滿清的西太后一樣，‘寧贈友邦，毋與家奴’，對日寇無恥退讓，對愛國群眾殘酷鎮壓，他是依靠出賣中國的主權來維持統治的。”

講到這里，周恩來站起身來，憤慨地揭露了蔣介石竊取革命勝利果實、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勾結帝國主義血腥鎮壓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累累罪行。

周恩來稍稍停了停，說：“只要蔣介石改弦易轍，放棄其錯誤政策，為了抗日救國大計，我們可以既往不咎，愿意爭取這個力量。但是，光讓步是不行的。讓步太多，會使不知足的人認為我們軟弱可欺。在這方面我們是有血的歷史教訓的。所以，要讓步，還得要斗爭。只有經過斗爭，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

張學良連忙說：“對，對，要斗爭！”

張學良說：“我同蔣介石的接觸很多，據我了解，只要我們認真爭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里來的，問題是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力量爭取，想盡一切辦法爭取。”

聯蔣抗日是張學良所企求的，他企望抗日不反共，聯共不反蔣。張學良見周恩來沒有批駁他，感到他的意見可能被接受，心情很愉快。

周恩來笑了笑，說：“如果能夠把這樣一個力量爭取過來抗日救國，也是我們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獨裁，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眾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辦法才能爭取過來呢？張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談一談。”

張學良說：“蔣介石有民族情緒，他也恨日本人。據我回國后這兩年的觀察，他可能抗日。”接著，張學良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對日本的態度。最后說：“蔣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錯在‘安內攘外’，若把這個錯誤扭過來就可以一致抗日。你們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勸，內外夾攻，定能扭轉過來。”又說：“除非蔣介石投降日本，否則我不能反蔣。”

周恩來誠摯地問張學良：“張先生，你看中國的前途如何？”

張學良認為中國的前途在于國家要統一集權，只有兩條路，一是共產黨的，一是法西斯的。他講了一套法西斯可以救中國的道理。他毫不諱言地說：“兩年前我從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經，認為只有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主張中國應該有個強有力的領袖，實行法西斯專政，把朝野各黨各派的意志集中起來，把全國各方面力量統一起來，像希特勒之于德國，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樣。只有這樣，才能夠抗擊日寇，應付國難，國家才有前途。”

周恩來目光炯炯地靜心聽著張學良的講述，臉上的表情是和善而莊嚴的。他對張學良說：“張將軍既是集家仇國難于一身，也是集毀譽于一身的，張先生處心積慮地尋找國家的出路，要雪國恥報家仇的迫切心情，只有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了解你同情你，還會幫助你。可惜張先生把路走錯了，什么是法西斯，簡單地講，法西斯就是軍事獨裁。”周恩來剖析了法西斯的本質，說：“法西斯是帝國主義的產物，把資產階級一點形式上的民主都拋棄了。在歷史上，袁世凱搞過軍事獨裁，失敗了。吳佩孚要武力統一中國，也失敗了。這些張先生都知道，并經歷過。法西斯是反歷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沒有群眾基礎。要抗日要收復東北，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是不可能的。要發動民眾必須實行民主，中國的法西斯道路絕對走不通，他只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誰想在空前國難中搞獨裁，而不去發動人民群眾抗日救國，誰就是歷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敗。”

張學良聽后，默然良久，從此再不提及法西斯主義了。

張學良對發動抗日能否取勝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問，諸如抗戰爆發后，日本將封鎖中國海岸，中國如何取得外援？日本內部能否起變化？等等。

對此，周恩來都一一作了解釋。周恩來說：“日本不可能將我國完全封鎖，軍援不僅可得之英美，也可以得之蘇聯。抗戰持久可能引起日本內部嘩變。”

張學良感到周恩來談問題一針見血，雖在有些問題上批駁了自己，但說得入情入理，讓人衷心佩服。

張學良對紅軍的發展去向問題，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意見。當時紅軍東征山西，準備進入河北與日寇作戰，并提出“紅軍和一切抗日軍隊集中華北”的口號。張學良對紅軍集中華北完全贊成，對在四川、云貴一帶的紅二、四方面軍北上抗日也完全贊成。他說，來多少都歡迎，經過東北軍防區，我可以讓路。但是他認為紅軍不要東征山西，不要逼迫閻錫山太甚，那樣會促使閻錫山與蔣介石聯合起來。東征不如北上更穩妥，他建議：紅軍北上抗日最好取道寧夏、綏遠，解決降日的內蒙古德王，東向察哈爾。寧、綏人口多、糧食也多，可作紅軍后方；綏遠鄰近外蒙，便于取得蘇聯的援助。

周恩來表示，一定把張先生的意見帶回去和毛澤東、張聞天商量。

最后，雙方還就紅軍和東北軍在抗戰中所擔負的責任、對日作戰的戰略，兩軍互不侵犯、互相幫助和經濟通商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達成了相應的協議。但張學良還有個難題，就是他缺乏抗日干部，他誠懇地希望中共派更多的干部到東北軍工作。

周恩來說：“我們一是窮，二是人少，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識字。所以我們才不得不隨時隨地注意培養干部，這樣才稍稍解決目前干部缺乏的問題。我們現在辦紅軍大學，你們可以辦軍官訓練團。在軍官訓練團上面也可以辦抗日大學。將來兩邊的抗大可以成為聯合的抗日大學。”

經周恩來這么一開導，張學良懂得了干部要靠自己逐步培養的道理。會談后，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西北軍）便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鎮共同成立了軍官訓練團，由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擔任團長、副團長，訓練兩支部隊中團長以下、連長以上的軍官。主要是對軍官們進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辦了3期。每期開始，張、楊都要親自訓話，公開提出抗日問題，批判“攘外必先安內”和“抗日準備論”等謬論。他們抽調和聘請一些具有愛國思想的人士擔任教官，對學員廣泛宣傳停止內戰的觀點。這對團結改造東北軍、十七路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也就為后來發動“西安事變”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

周恩來與張學良推心置腹，開誠布公，侃侃而談，直到東方破曉。張學良感到很興奮，雖一夜未眠，卻毫無倦意。他看了看表，5個小時過去了，覺得是該結束會談了。便激動地對周恩來說：“聽了周先生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我的心情可以說是豁然開朗，不僅使我看到了東北軍發展的前途，而且也使我堅定地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

會談結束后，張學良拿出一本為紀念《申報》60年而印制的大地圖（這是當時最先進的地圖）送給周恩來，高興地說：“讓我們共同保衛祖國！”張學良還贈送給紅軍3萬銀元，以后又補送20萬法幣。

天蒙蒙亮時，周恩來與張學良緊緊地握手告別。張學良目送周恩來一行躍身上馬，離開膚施，向瓦窯堡奔去。

在路上，周恩來對李克農等說：“談得真好呀。想不到張學良是這樣爽快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志氣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他感到張學良是誠心誠意地與中國共產黨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