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情家事里的周恩來【4】

　　“志在延安”

　　1969年初，周秉和作為北京知青（67屆初中畢業）到陜北延安農村插隊落戶，當時剛過17歲。

　　插隊的第二年，新疆軍區到陜北招兵，棗園村只有周秉和是唯一體檢合格的人，于是他滿懷豪情身著軍裝踏上了新的征程。

　　1971年初，到了新疆南疆軍分區目的地，周秉和趕忙給伯伯、七媽寫信匯報，首先報告二老一個好消息：我參軍了，我將在解放軍這座革命大熔爐里煉顆紅心，為保衛祖國站好崗放好哨，等等。另外提請七媽不要再向陜北農村匯生活費了，隨信還寄去了自己的戎裝照片。由于郵程遠和其他原因，周秉和收到七媽的回信時已離三個月新兵連訓練結束期不遠了。

　　這是一封猶如巨雷轟頂的回信，鄧穎超在信中說：秉和，接到你的來信得知你已經參加解放軍，我們當然很高興，但是你伯伯專門查閱了國家征兵的有關政策，按政策凡父母正在受審查的子女，不可參軍。你父親現正接受審查（注：周秉和的父親周同宇受“四人幫”迫害從1968年到1975年被關押7年，1979年平反），所以你的情況屬于不符合入伍政策，既然違反了政策就應改正。你伯伯已經向送你參軍的陜西省和軍區領導交代了，讓他們派人去接你，還與新疆軍區領導聯系了，讓他們放你回，你要做好思想準備，脫去軍裝復員，繼續回陜北插隊當農民……

　　周秉和說，伯伯、七媽肯定知道我剛剛當了三個月的兵，好好的又送回農村插隊對我是多么大的打擊，“讓我回農村當時真是難以接受。所以七媽說：秉和，你要堅強，想開些，還有那么多的知青不是都在農村當農民嗎，對你的困難伯伯和我仍會繼續幫助解決，但違反政策的事一定要改正，這是我和你伯伯對你最起碼的要求……”周秉和說，自己當時必須得想得開，伯伯和七媽對他們的嚴格要求從小就習慣了，那時又是非常時期，伯伯的日子很不好過，文化大革命將他置于極其艱難的處境，更有人在他背后搗鬼，整他的黑材料。“我很難，伯伯比我更難。我很慶幸最終戰勝自我，按照伯伯的要求，回到陜北繼續插隊。”

　　1971年4月，當周秉和按照伯伯的要求和安排重回延安后，很多人也就知道了周秉和與周恩來的這層關系，知道總理有個侄子曾在延安插隊后當兵現又被送回來了。上級領導為使周秉和繼續安心插隊不受干擾，防止周秉和與總理的親屬關系被周圍的人們知道后會影響他的正常插隊生活，因此將周秉和調到了延安縣的另一個公社———河莊坪公社落戶。為了保密，還建議周秉和另起一個名字，于是周秉和就給自己另起了一個聽起來很革命、叫起來很響亮的名字———周志延，意為“志在延安”。

　　由于剛剛從環境比較優越的部隊回到條件艱苦的陜北農村，伙食相差很遠，農活消耗體力很大，周秉和的身體一時適應不了這些巨大變化，加上心情不順，剛剛下農田干了三天的農活兒就累病了，連續發高燒做噩夢吐鮮血，后來還昏迷了，幸虧新落戶（石窯村）的知青同學們和老鄉發現后將他用驢車連夜送到延安城里的醫院，住院打針吃藥治療很多天才好———醫生說是大葉性肺炎，如治療不及時再晚點兒送來會有生命危險。“病好回村后，隊里給我分配了一個輕體力活的工作———在電磨房里磨面碾米，這還是原先干這活的一個女知青同學主動給我讓出來的，她自己則去田里干累活去了，這件事我至今都很感激她。于是，我的身體慢慢恢復過來。”周秉和在幾十年后回顧這段往事，仍然歷歷在目。

　　在醫院治療期間，周秉和給伯伯和七媽寫信匯報：“我又回陜北農村落戶了，換了個村，改了個名，就是身體不濟生了病，但現在已稍好，請二老放心。”周秉和說，但二老看來是見到自己的來信并不放心，他們肯定是從來信中察覺到了自己的情緒不太好，從部隊回農村對自己的打擊不會很快恢復過來，自己的病情也讓二老惦念，于是七媽親自操筆給他回信，她在信中說：“伯伯和我覺得能有你這樣的侄兒和小六侄女而非常高興！不知你是否病好？病后身體怎樣？我們都在惦著。希望你接信后先來一信告知，以慰我念……”當年，周秉和手捧這封特別的家書，淚流滿面。

　　1972年，全國范圍開始大規模招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周秉和聽說招生政策里有規定“可教育好的子女”（即父母正接受審查，或出身不好但本人表現較好的孩子）也允許上大學。經過報名申請，貧下中農推薦，領導批準，周秉和于當年4月進入清華大學，學習自動化專業。

　　5月的一個星期天，周秉和時隔三年又在西花廳見到了日夜思念的伯伯和七媽。伯伯顯得更老了，更瘦了，但精神還是那么好，眼睛總是那么有神。周恩來問：“秉和，你這次上大學在家庭出身上雖然符合政策，但是有沒有走什么門路呢？”聽到周秉和說是貧下中農推薦、招生單位審核批準、正規錄取上的大學沒有走門路的回答后，周恩來放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