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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澤東與周恩來合作從哪開始【3】

石仲泉

2019年12月24日11:0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三、周恩來力主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中央領導核心

湘江戰役之后,中央領導層對于仗怎么打,紅軍向何處走,不斷發生爭論。一方為博古、李德,一方以周恩來、毛澤東為首。在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上,周恩來都明確贊同毛澤東主張,改變進軍路線,轉兵貴州,北上遵義。特別是周恩來主持的黎平會議,堅決否定了博古、李德堅持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并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準備。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隨后成為黨和紅軍的實際領導核心。對此,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三個人:

一是王稼祥。他首先提出召開遵義會議,要將博古、李德“轟下臺”。

二是張聞天。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在橘林里休息時,他對王稼祥說:仗這樣打不行,李德那樣頑固,還是要毛澤東出來,他打仗有辦法。當晚,王稼祥將這個意見告訴了彭德懷和毛澤東,隨后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在遵義會議上,又是他第一個發言作“反報告”,提出讓毛澤東回到軍隊領導崗位;而且,遵義會議的決議是由他起草的。

三是周恩來。他的作用至少不在王稼祥、張聞天之下,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起了決定性作用。第一,周恩來負責會議的組織工作。原定是政治局會議,而不是擴大會議。博古最初不同意擴大到軍團主要領導參加,但軍團領導人紛紛要求,周恩來便通知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前來參加會議,這為在會議中提出改組中央領導,讓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礎。第二,周恩來在會議上的主持和發言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一天會議博古作報告,由周恩來主持。博古剛講沒多久,就被張聞天打斷,搶先作了代表毛澤東、王稼祥和他的三人發言,周恩來未予制止;毛澤東對李德的戰略戰術進行嚴厲批判后,李德想反駁,又被周恩來制止。這個導向對會議不能不產生重要影響。第三,周恩來的“副報告”,著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失敗的主要原因,主動承擔責任,請求免去自己的軍事領導職務,并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他的這個表態和提議得到與會多數人的肯定和擁護。由于他的身份和影響比張聞天、王稼祥要高、要大,他的這個態度對于遵義會議作出毛澤東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參與軍事領導的決定,無疑發揮了最重要的影響。第四,遵義會議后,周恩來與博古有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對于順利實現遵義會議沒有解決的最高領導權力的交接起了決定性作用。這次談話,在我看來,也涉及到漳州戰役對周恩來的影響。

“周博長談”是在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的那個地方進行的。博古對遵義會議上發生的情況沒有思想準備,對那么尖銳批評他的發言感到困惑。遵義會議后,他一直悶悶不樂,少言寡歡。紅軍到達這里,準備進行中央最高領導的更換。周恩來對博古敞開心扉地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說明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道路。這以后,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領導,中國工農紅軍要取得勝利,必須找一個比我們這些人更有軍事才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軍隊干部也擁護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會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深知在中國干革命,離開了農民將一事無成,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他喜歡歷史,善賦詩詞,文筆豪放,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我對他是到中央蘇區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我認為,周恩來講的“到中央蘇區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就包括了漳州戰役。因為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周恩來還不在中央蘇區。他到中央蘇區后,首先經歷的就是贛州大挫和漳州大捷。這以后不久,毛澤東就被罷免了軍政實職。

周恩來接著又說:寧都會議后,毛離開軍隊,使中央紅軍失去了一個帥才,這就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里。紅軍不能沒有他。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的錯誤主張,使我下了決心要盡快“去李換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促使我不得不站出來檢討反“圍剿”失敗的領導責任,批評你的錯誤。會議發展到集中批評你,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你應想開些。周恩來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中央政權的博洛交替,由張聞天負總責,擔任黨中央的一把手。

遵義會議后,之所以說毛澤東成為實際的領導核心,也如周恩來對博古說的: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周恩來盡管在遵義會議上被確定為最高軍事指揮者,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決策權;隨后在茍壩會議上又是新成立的 “三人團”負責人,但他不攬權,在最后決策時都要廣泛聽取各種意見,特別是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此后的婁山關大捷、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直至長征勝利到達陜北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凸顯了毛澤東的領導核心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責編:張鑫、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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