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大師吳印咸與周恩來的交往【3】

　　為了新中國的電影事業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禮堂召開，這是中共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吳印咸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作為一個僅僅4年黨齡的中共黨員，用他一生最鐘愛的相機拍攝下大會的盛況，也拍攝下中共領袖們抗戰勝利在即的喜悅之情。

　　在戰爭年代情況瞬息變化，同年11月9日，延安電影團召開全體人員會議，宣布電影團被編為“挺進東北干部支隊二大隊二中隊，吳印咸任大隊委員兼二中隊隊長。吳印咸此時的任務是帶領電影團開赴東北，執行接收偽“滿映”電影機構的任務。“滿映”即日偽滿洲映畫株式會社的簡稱，創建于1937年，到1945年已發展到近千人。隨著日寇的投降，中共中央決定抓住時機迅速接管“滿映”。這是吳印咸人生史上的又一次轉折。東挺干部支隊出發離開延安時，周恩來親自為他們送行，他那關切的目光中寄予著殷切的希望。

　　千里赴東北，這是一次“關山度若飛”的軍事化行動。1945年10月1日，中共黨組織決定，已被接收的滿洲映畫株式會社改名為東北電影公司，第二年5月13日遷往合江省（1945年11月成立，1949年4月撤銷，省會駐佳木斯）興山市，10月1日更名為東北電影制片廠，1948年10月11日遷回長春，1955年再改名為長春電影制片廠。吳印咸剛到東北時任東北電影制片廠技術部部長，1946年升任副廠長。

　　東北電影制片廠被稱為“新中國電影事業的搖籃”。1949年年初，廠長袁牧之調任中央電影局局長，由吳印咸接任廠長一職。他接任廠長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了我國第一部國產故事片《橋》的拍攝任務，他既是指揮員，又是攝影師。《橋》是一部第一次以表現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新民主主義建設為內容的影片，它的成功放映，又被譽為“人民影壇上的一聲春雷”。在觀眾的一片歡呼聲中，著名電影評論家陳荒煤評價說：“從《橋》開始，工人階級以主人翁的姿態在銀幕上出現了。” 1950年年初，周恩來總理在看過影片《橋》后，熱情地與攝制組工作人員一一握手，最后他握住吳印咸的手，興奮地說：“謝謝你們，我們終于有自己的電影了。”

　　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在發展，新中國的電影教育事業也在發展。1956年6月1日，經國務院批準，北京電影學校改名為北京電影學院。同年9月1日，學院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并宣布國務院的任命，吳印咸任副院長兼攝影系主任。

　　新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離不開周恩來總理的領導與關懷，并且他又是那般的關懷備至，細致入微。1956年6月，中國電影界的權威刊物《大眾電影》在上海創辦，周恩來總理每每都是從頭至尾認真閱讀刊物，并提出一個建議：“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回答。”正是按照他的這個指示精神，《大眾電影》雜志社從1961年開始首辦電影百花獎，以此項活動促進電影事業的快速發展。翌年5月22日，《大眾電影》編輯部在首都北京政協禮堂隆重舉行第一屆百花獎頒獎大會和電影工作者聯歡晚會，周恩來總理與陳毅副總理親自到會，并與獲獎者親切交談，盡情聯歡。在這次評獎活動中，由凌子風執導、崔巍主演與吳印咸拍攝的國產故事片《紅旗譜》榮獲最佳攝影獎，吳印咸也因之受到了周恩來的熱情贊揚。那次與周總理一起的聯歡活動，令已年過花甲的吳印咸終身難以忘懷。

　　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一場出人意料的政治狂飆席卷中國大地。“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周恩來總理人生最繁忙最憂心忡忡的10年，也是吳印咸潛心于攝影理論研究的10年。1970年，吳印咸被任命為國務院文化組成員。他與周恩來總理的距離愈來愈近了，感情愈來愈深了，但他們在一起促膝談心的機會卻愈來愈少了，因為那是一個“非常”的年代。這期間，吳印咸曾在周恩來總理的領導與安排下，率領中國攝影代表團到日本進行過友好訪問，也曾在周總理的關懷下，出色地完成一項項文化藝術工作任務。

　　1973年，陜西省有關部門準備編一套反映西安、延安兩地山川風貌的導游圖冊，于是他們想到了攝影大師吳印咸。可謂老當益壯，73歲的吳印咸欣然應邀，承擔了此項工作。當導游圖冊編好之時，恰巧周恩來總理陪同越南客人蒞臨西安，圖冊上那新穎的設計與精湛的藝術，令周總理與客人贊嘆不已。陜北黃土高原上的那一幅幅熟悉的畫面，牽起了周總理一幕幕崢嶸的往事，同時也漾起了他深切的留連之情。

　　1976年年初，正是冰封寒凝的日子，周恩來總理不幸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最悲痛的“一月哀思”之中。當載運周恩來遺體的靈車經長安街西去八寶山的那天，76歲的吳印咸拄杖翹首在大街哀悼的人群里，默默地為日理萬機的好總理送行。此時，他不禁又想起在周恩來的精心組織下，創建延安電影團的那一段艱難的風雨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