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阻止南昌起義 周恩來拍了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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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圖為出席會議的部分人員合影。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又稱腳木足，今馬爾康縣白莎寨） 另立“中央”，并自任“臨時中央主席”，揚言要“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秦邦憲） 的黨籍，并下令通緝”。甚至在會場張貼一幅大啄木鳥口含毛、周、張、博的漫畫。張國燾得意地說：“川康省理番縣‘卓木碉’這個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鳥嘛！我們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鳥，要把紅軍中的蛀蟲從革命事業這棵大樹中啄出來！”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都在不同時期擔任過中共最高領導或負過總責，張國燾為何都與他們結怨，耿耿于懷，以至要把他們都“開除出黨”？這四位黨的重要領導人與張國燾之間究竟發生過哪些重大事件呢？

張國燾和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相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

張國燾與毛澤東的第一次相識應該是在1919年。1918年10月，毛澤東經老師楊昌濟介紹，認識了李大釗。當時，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把毛澤東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新到報刊和讀者姓名的登記工作，月薪為八塊大洋。

盡管毛澤東在湖南已有些名氣，而且比張國燾大4歲，但此時張國燾已經是北京大學著名的學生運動領袖了。

有一天，張國燾來拜訪李大釗，正巧毛澤東也在。李大釗向毛澤東介紹說：“這位是張特立，張國燾同志。”

毛澤東迎上前，熱情地同張國燾握手，并自我介紹說：“我是湖南毛潤之。”張國燾向毛澤東點點頭，然后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

在這之前，張國燾經常去圖書館，在圖書館里見過毛澤東，知道毛澤東是圖書館里的職員，但并沒有交談過。因為他根本看不起這個小伙計角色的管理員。

兩人這次在李大釗家中的相遇，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許多年后，毛澤東在陜北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談及自己與張國燾在北大相識那段經歷時，深有感觸地說：“他們看不起我這個鄉下土包子。”而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對這段時間的毛澤東有過一句點評：毛澤東和中共另一早期黨員劉仁靜一樣，或許是思想有些“急進”。

1920年，毛澤東在湖南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很受陳獨秀的賞識。此時，張國燾由于思想先進，也很受陳獨秀器重。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13名代表到了上海。張國燾一見到毛澤東，便高興地問候道：“毛潤之，一路辛苦。”會議期間，張國燾不但主動與毛澤東討論了一些有關建黨的問題，還興致勃勃地回憶起在北大的情形。

張國燾為什么一反常態呢？這可能是因為張國燾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而毛澤東只在會上擔任記錄員。張國燾要做出一點領導者的姿態吧。從中共成立之日起，張國燾有較長一段時間居于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

一大結束后，張國燾被選進中央局（相當于后來的政治局），分管組織工作。張國燾后來回憶起在一大時對毛澤東的印象：“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并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閑談的時候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

1923年，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兩人都是代表，又見了面。在三大上，對國共合作的具體組織形式，發生了爭論。張國燾認為，工人階級只能在自己政黨的旗幟下進行革命，不同意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否則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也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組織。張國燾的觀點成為會議爭論的焦點，多數人不同意他的觀點。毛澤東在發言中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陣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和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黨內合作的主張，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

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局成員。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剛好30歲。而張國燾則落選了。毛澤東協助陳獨秀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張國燾也注意到毛澤東不是個簡單人物。他回憶說，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一個新問題———農民運動，是“這個農家子弟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

回到北京的張國燾，心灰意冷，與楊子烈結婚。在北京，他與楊子烈一同被捕，并背叛了共產黨，但不為人知，五個月后出獄。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張國燾又被選為中央局委員，重回中央工作；而毛澤東則落選了。

落選的毛澤東有機會深入社會調查，并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1951年，毛澤東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寫了這樣一個題注：“此文是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張國燾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再次進入中共領導核心。毛澤東也參加了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后，1927年7月剛剛經過改組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的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在這個緊急關頭決定了三件事：將中共所掌握或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在秋收季節，組織湘鄂粵贛四省農民起義；召集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新時期的新政策。這樣，周恩來、張國燾先后去了南昌，準備起義；而毛澤東則去了湖南領導秋收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