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涉險密會張學良共商“逼蔣抗日”經過【3】

4月13日，周恩來回到瓦窯堡。留在瓦窯堡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立刻召開會議，聽取周恩來的報告。會議同意談判結果，并派劉鼎繼續去張學良處工作。

4月15日，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東征前線的山西省永和縣趙家溝村召開會議。會議聽取了周恩來關于在膚施與張學良會談情況的匯報，批準了膚施會談中雙方達成的各項協議。并對當前形勢進行了認真的分析，一致認為：“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值得采納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政治主張。

紅軍東征后所向披靡。蔣介石派了10萬大軍分兩路開入山西，支援閻錫山。為了顧全抗日大局，避免大規模內戰，趙家溝村會議認為：我軍東征已取得了很大勝利，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打擊了敵人，發動了群眾，擴充了兵員，籌集了款項。為顧全抗日救國的大局，避免大規模的內戰爆發，黨中央斷然決定：將“渡河東證，抗日反蔣”的方針，改變為“回師西渡，逼蔣抗日”。

從4月中旬起，周恩來指揮留守各部保護渡口，準備船只，并親到延川迎接。

4月22日，周恩來給張學良寫了一封信，由劉鼎帶去。3天后，張學良接到周恩來的親筆信拆開一看，只見寫道：“漢卿先生：坐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志并電前方，咸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惟別后事變益亟，所得情報，蔣氏出兵山西原為接受廣田三原則之具體步驟，而日帝更進一步要求中、日、‘滿’實行軍事協定，同時復以分裂中國與倒蔣為要挾。蔣氏受此挾持，屈服難免，其兩次抗議蒙蘇協定尤見端倪。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敝軍在晉，日有進展，眷念河西，頗以與貴軍互消抗日實力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與蔣氏之目前壓迫所致，則又益增其敵愾，決心掃此兩軍間合作之障礙。先生聞之得毋具有同感？茲如約遣劉鼎同志趨前就教，隨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寇深禍急，渾忘畛域，率直之處，諸維鑒察。”

周恩來在信中以“快慰”、“咸服”字樣，給予張學良甚高評價，敬佩之情躍然紙上。張學良對周恩來也引為知己，接讀來信后十分激動。

他將信小心裝好，對劉鼎感嘆道：“我和蔣先生處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紅軍后是否抗日。對中共我不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還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強的中國，中國的事從此好辦了！”

周恩來在信中還通報了時局動向，針對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國內階級關系發生變化，進一步闡明了中共方面的認識，并告知蘇區發展的方向和紅軍主力的戰略行動，重申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的態度，實際是膚施秘密會談內容的進一步深化。此信隨劉鼎作為中共代表赴任時面交，也起到了介紹其擔當紅軍與東北軍之間聯絡重任的作用，使劉鼎贏得張學良的信任，張學良當即十分高興地對劉鼎說：“今后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劉鼎這位早在德國勤工儉學時即由朱德等介紹加入中共的老資格黨員，遂以“秘書”身份入住西安的張學良公館，為他協助張學良以團結抗日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東北軍，加強東北軍與紅軍、十七路軍的團結合作，提供了便利。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宣言》中說：“在全中國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特向全中國各黨派鄭重宣言：不管我們相互間過去有著怎樣不相同的主張與信仰，不管我們相互間過去有著怎樣的沖突與斗爭，然而我們都是大中華民族的子孫，我們都是中國人，抗日救國是我們的共同要求。為抗日救國而大家聯合起來，為抗日救國而共赴國難，是所有我們中國人的神圣的義務！”《宣言》中提出了共同行動綱領6條和派代表具體進行協商的辦法。

5月5日，紅軍全部回師河西，接著又轉向西征。這時，東北軍在蔣介石嚴令下向北推進。中共中央決定西遷保安，將瓦窯堡讓給東北軍。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指出：“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幡然改悔，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陜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決定：“恩來留守東線，指揮東面各軍及地方部隊，抗擊進攻敵人，并布置中央及軍委轉移。”

就在張學良收到周恩來的以上來信兩個多月后，他致周恩來的親筆函：

此信由劉鼎返回蘇區參加7月5日召開的安塞會議時面交周恩來。安塞會議的議題是商討對東北軍的工作，順應“抗日反蔣”的兩廣事變，推動張學良“另立局面”，建立“聯共抗日”的西北國防政府，把東北軍和紅軍“合在一起”。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十分重視，都從中央所在地保安趕來安塞出席。張學良在信中表明了東北軍方面的意向，對雙方擬議中的“西北大舉”，提出要“6個月功夫”，一方面是“須準備整理”即整頓東北軍，需要一定時日，另一方面是了解到兩廣和南京等“外間情況”，“大舉”條件尚不具備，但他也再次言明自己的決心，“如時機迫切，那就例外了”——后來西安事變的發生即是實證，而且時間恰在“6個月”之內。至于“貴我兩方，屢生誤會”，則是指交界地區雙方駐軍之間發生的摩擦和沖突，東北軍與紅軍之間大體上能夠遵照秘密的口頭協議，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但為搪塞蔣介石“剿共”命令，雙方有時要打假仗、放空槍，但遇有通報不及，不悉內情的下層官兵及少數堅決反共者，就要與紅軍接火，張學良特意申明“必須互諒互信而調整之”。

在這封張學良親筆函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稱謂，不僅將直接交往的周恩來、劉鼎稱之為“同志”，而且“代問候諸同志”即中共所有領導，還在信末注明“爾后用‘李毅’”，為自己確定了化名。從此函的稱謂足以可見，張學良與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關系”，稍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致張學良的一封聯名信就稱“李毅”為“同志”，而且一直持續到西安事變，雙方往來電函都時有“同志”互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