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長征中的卓著功勛【2】

　　指揮紅軍突破敵人封鎖線

　　1934年9月，中央蘇區北線和東線的防御陣地相繼被敵軍突破，蔣介石準備在10月下旬、中央紅軍突圍前夕，向中央蘇區發動總攻。紅軍通過偵察和破譯敵人無線電通信，已察覺到敵人即將采取重大軍事行動，決定將突圍行動提前一個月，在敵人發起總攻前沖出包圍圈。

　　經過苦戰，中央紅軍終于突破了敵人三道封鎖線。蔣介石急調40萬大軍，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圖消滅我軍于湘江、漓水以東地區。此時，軍委縱隊離湘江渡河點僅80余公里，但由于騾馬、輜重過多，行進緩慢。敵“追剿”軍陸續趕到，向紅軍發起攻擊。紅軍在湘江兩岸與優勢之敵血戰5晝夜，終于掩護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機關于12月1日渡過湘江。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湘江東岸的企圖，但是自身也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余人。這是“左”傾錯誤路線自長征以來實行消極避戰、逃跑主義的嚴重惡果。這樣，部隊的指揮實際上由周恩來擔當起來，支撐著困難的局面。

　　為遵義會議勝利召開和圓滿成功作出了杰出貢獻

　　中國共產黨于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長征中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史稱“遵義會議”。對于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毛澤東曾多次予以肯定。

　　召開遵義會議的基本條件就是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獲得休整時間。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中央紅軍，對確立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后，周恩來又全力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保證了黨和紅軍領導核心的穩固。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會上，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毛澤東發言后，周恩來旗幟鮮明地表示贊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竭誠推舉毛澤東為我黨我軍的領袖。他指出，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來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支持，由于周恩來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對紅軍有著最高指揮權的“三人團”成員，所以周恩來的態度對會議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對確立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遵義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并由常委審查通過，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由張聞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朱德、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毛澤東協助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1935年3月又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毛澤東、王稼祥為成員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這是周恩來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所做出的杰出貢獻，中國革命的轉折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