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生命最后階段提出：修史請別忘楊度【3】

周恩來的身邊人員對筆者說，如果當時一口回絕他的這么一個美好意愿，他心里肯定很不好受。于是，只好編造說，由于造反派的破壞，西藏機場難以正常起降大型飛機，目前正在抓緊搶修，待修好后再將具體情況匯報。周恩來是個聰明人，人們這么一說，他也就不再堅持了。后來，中央決定由華國鋒任中央代表團團長率團進藏參加西藏自治區(qū)成立10周年的慶祝活動。

　　1994年9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為籌備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活動，進京征求有關方面的意見。筆者有幸拜見了華國鋒同志，請他講述周恩來當時對他的召見。華國鋒同志回憶說：1975年8月29日，周總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說，你們到了西藏后，要轉達我對西藏人民的問候，要鼓勵進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軍指戰(zhàn)員，感謝他們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績。一定要告訴進藏的同志們，要特別注意執(zhí)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養(yǎng)民族干部，讓民族干部大批地、盡快地成長起來。

　　華國鋒同志說，總理當時病情已經很重。他說了一會兒還要休息一下才能繼續(xù)說。他告訴我，你是中央代表團團長，要叫他們搞好統一，搞好民族大團結，軍政、軍民和各民族之間，要相互支持，互相學習，互相尊重。只有增強各方面團結，才能有一個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發(fā)展經濟，改善和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條件。在發(fā)展經濟的同時，還要注意保護好森林和各種自然資源，一定要造福于子孫后代。

　　華國鋒同志說，總理談的時間比較長，內容也比較多。從他那里剛回到家，又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說：“我看過一部科教電影《養(yǎng)蜂促農》，可能適合藏民們學習、使用，你把它帶到西藏去，給那里的同志們看看。但是，你不要說是我周恩來送的，就說是國務院送的。”周恩來還說，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為身體條件不允許，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請他們理解。

　　修史請別忘楊度

　　1975年9月下旬，周恩來的病情急轉直下，癌細胞迅速擴散，免疫力急劇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動和幾分鐘的散步。有時進入昏睡狀態(tài)，醫(yī)護人員盡最大的努力，延長他的生命，減少他的痛苦。

　　10月7日，周恩來突然清醒，他對秘書說：“你告訴王冶秋，‘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晚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黨做了大量工作。請王冶秋將此情況轉告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修訂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楊度’這一人物條目時，要將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后湮沒無聞。”

　　楊度是位傳奇人物。他生于清光緒元年（1875年），湖南湘潭人。楊度曾留學日本，被選為中國留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與楊篤生等一起創(chuàng)辦《游學譯編》。后來，他為清廷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起草報告，任憲政編查館提調。1907年他又主編《中國新報》，力主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后，任袁世凱內閣學部副大臣，與汪精衛(wèi)等一起組織國事共濟會。1914年又任袁世凱政府參政院的參政。1915年，寫成了《君憲救國論》一文，一時風靡全國。同時，他還聯絡孫毓筠等五人組成“籌安會”，積極策劃恢復帝制，是當時全國皆知的“籌安會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凱死后，楊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緝而亡命奔走。此后，楊度轉而投身革命，追隨孫中山，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奔走呼號，十分用心。1927年，李大釗被張作霖逮捕后，楊度想方設法，多方營救，雖未果卻表現了他對革命事業(yè)的真誠。

　　楊度晚年，對蔣介石獨裁和殘殺中國共產黨人的行為十分憤恨和不滿，毅然于1929年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盡管楊度的生命只剩下兩年多時間，他卻為黨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掩護革命，營救革命同志方面有著重要貢獻。對進步的愛國民主人士，如張瀾等也倍加關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fā)先后被捕叛變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處于萬分危急之中，楊度在周恩來的領導安排下，也協助黨做了許多事情，盡到他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保衛(wèi)了黨中央的安全。由于楊度入黨后是和周恩來單線聯絡，外界知道的人極少，為怕這一重要史實埋沒，周恩來臨終前托王冶秋轉告《辭海》編委會，將楊度鮮為人知的一面記入其條目。

　　別往臉上打叉叉

　　1975年7月1日，周恩來帶病在李先念和喬冠華的陪同下和前來訪問的泰王國政府總理克立·巴莫簽署了中泰兩國建交公報。

　　送走客人后，按照事先的“謀劃”，由喬冠華出面，請求總理與大家合影留念。

　　周恩來住院已經一年多了，人們見到的總理瘦了、老了，臉上的老人斑多了。自從周恩來住院后，就很難有機會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喬冠華向周恩來提出和大家合個影的要求后，周恩來爽快地答應了。

　　于是，李先念和喬冠華很快站到會客室的中間。不久，周恩來在值班護士攙扶下，微笑著緩步走到大家面前。隨行人員、醫(yī)護人員和部分在場的工作人員，個個像孩子似的圍攏過來，在周恩來的身邊站成兩排，做好拍照的準備。就在攝影師杜修賢將要按下快門的時候，一個讓人心顫的聲音響了起來：“我這是最后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后不要在我臉上打上叉叉。”

　　周恩來這么一說，本來十分喜悅的場面頓時冷卻下來，在場的人們心頭個個像墜上了鉛塊一樣。

　　在“文革”的特殊歲月里，凡是被“四人幫”、造反派和紅衛(wèi)兵小將們誣為“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和“現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現他們名字的時候再加上個紅筆叉叉，如果有他們的照片出現（一般是從相關人家中抄出的舊照片或舊的報刊上登載的），則馬上在他們認為是“叛徒”、“特務”、“黑幫”、“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等人的臉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

　　在“文革”的歲月里，周恩來處境維艱：先是要表態(tài)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來誣陷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和“工賊”的三頂大帽子也要周恩來明確表態(tài)。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英在她的《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一書里寫道，對關于劉少奇的處理，周恩來如果不同意，那么他在24小時之內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來思考了一個多星期，只好忍而求其次。但是，這并不反映周恩來戀職戀權，而是周恩來清楚明白自己在全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聲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個公開的、不同于毛澤東的聲音，那么他自己不僅面臨被打倒的危險，更重要的是全黨、全軍甚至于我們整個國家都面臨分裂的危險，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事實上，“文革”風起云涌之后，周恩來一直被林彪和“四人幫”視為心腹大患，也是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早在“文革”初期，周恩來出于對國家法制的維護和對老干部的保護，不準造反派們揪斗劉少奇，不同意他們打倒賀龍、陳毅，多次被中央文革的人扣上“黨內最大的保皇派”等大帽子。甚至周恩來在臺上講不準貼“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時，造反派竟明目張膽地從臺下遞上“總理，你的講話為什么和中央文革的不一樣？”這樣當場責問的條子。

　　為保陳毅不被批斗，周恩來被造反派使用車輪戰(zhàn)法，先后被無理糾纏達18個小時，導致心臟病發(fā)作。可是當他聽說造反派還要揪斗陳毅時，憤怒地轉身講道：“如果你們要批斗陳毅，除非從我身上踏過去！”

　　林彪、江青一伙還采用抽絲剝繭的方法對付周恩來：把周恩來的養(yǎng)女孫維世、胞弟周恩壽先后誣陷進獄中，甚至迫害致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被江青迫害自殺；周恩來的秘書周家鼎因“得罪”江青被迫隱姓埋名；連關心周恩來多一點的中辦副主任楊德中和周恩來的衛(wèi)士長成元功等也被江青故意制造事端趕出北京。后來，天津南開大學的紅衛(wèi)兵又從故紙堆里翻出1931年國民黨造謠生事登出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名共產黨員脫離共產黨啟事》，呈報江青。江青如獲至寶，批發(fā)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意圖將周恩來誣為叛徒而后打倒。因為這是當時臨時黨中央和江西蘇區(qū)都知道的事，所以毛澤東、陳云等同志都講話予以澄清，才沒讓江青一伙的陰謀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