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將吳忠對周恩來的赤膽忠心【6】

與此同時，在北京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也開始了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吳忠聽說后換上便衣，幾次到天安門廣場查看情況。每次從廣場回到家后，他都淚流滿面，情緒久久難以平息。

不料，就在舉國哀悼之際，吳忠卻接到命令，說群眾悼念總理的活動，是“以死人壓活人”，要衛戍區馬上出動人員，做群眾的工作，勸阻群眾不要到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吳忠大怒，他大吼道：“他們到底想干什么？到底對周總理什么感情？怎么能不讓群眾悼念總理呢？這樣的命令，我無法執行！”吳忠決定采用“軟頂”的政策，他令人通知機關、部隊例行警衛職責，命其只維護廣場秩序，對群眾的悼念活動不予干預。

不久，“四人幫”便開始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和控制的輿論工具，接連發表攻擊周恩來的文章。其倒行逆施激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人們自發地向天安門廣場聚集，敬獻花圈，發表講演，朗誦詩詞，悼念敬愛的周總理，聲討“四人幫”的罪行。

“四人幫”異常恐慌，他們密謀運用手中的權力進行壓制。對于“四人幫”的所作所為，吳忠深惡痛絕，他在感情上與悼念周恩來的群眾沒有距離，也完全支持群眾的悼念行動，但作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對于上級的指示，他又不得不執行。處于兩難之間的他思索良久，毅然做出決定：一、對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絕對不允許干涉，要協助群眾把花圈放好，保護好；二、維持秩序，絕對保證群眾的安全；三、對群眾提出的意見，要耐心解釋，有些問題不好答復，先記錄下來，并向群眾保證會及時反映給上級；四、警惕壞人從中破壞，防止反革命活動；五、保護好廣場的外國人安全。對于做這樣決定的原因，吳忠后來是這樣說的：“群眾悼念總理和先烈，這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可現在有的人卻依靠手中的權力，發號施令，要禁止群眾悼念總理……解放軍是人民子弟兵，任何時候都不會站到人民的對立面。”

隨著事態的不斷發展，局勢越來越嚴峻。4月4日，在江青等人左右下，中央政治局會議把天安門廣場的事態定為“反革命事件”，并決定由北京市委統一指揮，調集衛戍區部隊，協同首都民兵，于當晚8時30分對天安門廣場實行清場，驅散聚集群眾。

出于對周恩來的摯愛和對“四人幫”的厭惡，吳忠并沒有按時執行清場任務，而是一直拖到了夜里11時才忍痛下令清場。他是想盡量拖延時間，使群眾自行散去，他在后來曾這樣說：“從我內心講，我實在是不愿意與群眾發生沖突，群眾是悼念總理的，事情完全是‘四人幫’激出來的。可我又不得不執行命令，只好想方設法拖延。一面是政治局的指示，一面是群眾的安全，任務必須不折不扣地完成，群眾的安全必須最大限度地保護，我只能在兩者之間走鋼絲。我當然知道拖延時間是要承擔政治風險的，可在這樣的時刻不能有任何私心雜念。我只能那樣做，而且必須那樣做。”甚至在不得不開始清場行動后，吳忠還指示衛戍區部隊和公安干警徒手走在前面，民兵在后面跟進，盡量避免與群眾發生沖突。

時任北京衛戍區政委的楊俊生后來曾說過：“對于上級交代的任務，吳忠從來都是不講價錢的，不打折扣的。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對上級的指示采取了拖延的態度。我了解吳忠，也理解他當時的處境。他作為衛戍區司令員是左右不了大局的。我認為，吳忠同志在處理天安門事件和執行政治局指示的過程中，有頭腦，有主見，敢冒‘抗命’的風險，他是在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來最大限度的保護群眾。”

隨后，在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中，吳忠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策并為之做出了重大貢獻。之后不久，吳忠受命出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年近六旬還親自挎著自動步槍穿行在熱帶叢林中指揮部隊進行邊境作戰。

而在晚年，吳忠還念念不忘周恩來，他常去看望鄧穎超，跟她一起回憶周總理的點滴往事，直至1990年2月26日，他因車禍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