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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手到密友:周恩來與“伍豪事件”策劃者張沖

慕   安(北京)

2018年08月14日15:4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穿針引線 奔走壇坫

張沖,原名張紳,字淮南(又字懷南),浙江省樂清縣茗嶼鄉(xiāng)官頭村人,生于1903年1月18日。張沖少而聰慧,文思益廣。1919年考入位于溫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學,發(fā)起組織“醒華學會”,積極參與愛國活動,成為溫州學生界的活躍人物。1922年夏,考入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是年加入國民黨。1925 年,他以官費生轉入哈爾濱中俄工業(yè)大學,次年又考入哈爾濱政法大學。在東北期間,張沖曾秘密進行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活動,擔任過國民黨哈爾濱市黨部委員兼青年部長。

1929年,張沖返回南京,由同鄉(xiāng)同學蕭錚、鄭亦同等引薦,始受知于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先后擔任國民黨哈爾濱黨部特派員、天津市黨部委員、南京特別市黨部書記長等職。張沖才華出眾,熟諳俄語,又通曉蘇聯事務和黨務,深得陳氏兄弟器重。20世紀 30 年代初,升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tǒng)”前身)總干事,主管情報事務,成為一名狂熱的反共分子。1932年2月,曾一手策劃炮制了震動上海的“伍豪事件”。即以周恩來的筆名“伍豪”的名義在上海多家報紙上刊登“伍豪脫黨啟事”,以達到污蔑周恩來、瓦解共產黨在白區(qū)革命力量的目的。可以說,周恩來與張沖是一對老對手。

可到了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報》忽然又刊出一則醒目的尋找“伍豪”的啟事,要求被尋者見報后務必于6月6日去上海北口川路新亞酒店某號房間,與落款者一晤,謂有要事相商。這則“尋人啟事”仍然出自張沖之手,但卻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義,為國共合作探路。

張沖受命放出這只“試探氣球”,不是沒有緣由的。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為團結抗日發(fā)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即著名的 《八一宣言》 ),呼吁停止內戰(zhàn),反蔣抗日,建議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當天晚上,張沖屬下的“中統(tǒng)”南京香鋪營電臺收聽到了這一宣言,張沖隨即將電文抄送蔣介石和其他要員。此后,由于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也由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內有識之士的努力,國共兩黨關系有所松動,接觸渠道有所溝通,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張沖本人思想也有所變化。張沖在調查科任上,確曾竭盡全力,出謀劃策,大搞特務活動,使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損失。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情報資料,事實使他逐漸認識到共產黨并非是“殺人放火”的“洪水猛獸”。特別是《八一宣言》對他觸動很大,他對蔣介石“攘外須先安內”的政策產生了懷疑。他曾對部下說:“當前日寇侵略日亟,共產黨也是有愛國心的,為什么不可以聯合起來一致對外呢?!”

《申報》 的啟事登出后,張沖便派員晝夜守候在這家酒店的房間里。鑒于幾年前的教訓,中共經慎重考察,幾經曲折,終于由潘漢年出面與張沖聯系上了。潘漢年與張沖等在上海、南京經過多次接觸,商談了有關國共合作的問題。隨后,潘漢年于 8月8日秘密回到陜北,向中共中央匯報了此次會晤的有關情況。3天后,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根據形勢變化,毛澤東建議將我黨“抗日反蔣”的總方針及時改為“通蔣抗日”。

就在國共代表初步往來以及中共調整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方針之際,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fā)了。張沖作為蔣介石的隨行人員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國共雙方亦一時失去了聯絡。不久,事變在周恩來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決,國共合作有了新的轉機。在西安,蔣介石親口向周恩來許下了聯共抗日的諾言,并以“領袖人格”相擔保。但他又要避日本人和“親日派”的耳目,國共間的往來還是采取秘密方式。此時的張沖則日益受到蔣介石的重視,脫離了“調查統(tǒng)計”工作,這位國民黨最年輕的中央執(zhí)委被委任為代表國民黨蔣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聯絡的專使。

 
(責編:唐璐、張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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