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來的“海軍夢”——《海軍說》

1915年，就讀于天津南開中學的周恩來寫了一篇題為《海軍說》的作文，不太為眾人所知。文章寥寥不足800字，雖半文半白，但行文流暢、邏輯縝密，該文直抒胸臆，表達了他心中蘊藏的“海軍夢”和“強國強軍”的遠大志向。

“軍盛則國強，軍頹則國弱”

在《海軍說》一文起首，周恩來開宗明義：“是以立國于今世者，無不視其軍事之強否，以判其國優劣。軍盛則國強，軍頹則國弱，斯人人所奉為公理，百驗不磨者也。”由此直接闡明軍事與強國的直接關系。這樣的見地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常識，然而，放在20世紀初的歷史背景下，卻不同凡響。當時，即便是一些名師巨擘，對“公理戰勝強權”仍心存幻想。1918年12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散，梁啟超認為：“‘國際聯盟’是實現‘將來理想的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蓋侵略主義既為天下所共棄，此后我友邦斷無復有以此加諸我。藉曰有之，而亦必有他方面之制裁，使莫能發，故此后更無國防之可言。”這樣的斷言在100多年以后的今天來看，還是太過理想了。

相反，當時年僅17歲的周恩來卻能夠通過各種假象看到帝國主義弱肉強食的本質，他在同一年寫的《或多難以固邦國論》一文中，歷陳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事實：“自海禁大開，強鄰逼處，鴉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戰，法人欺我；布楚之約，俄人噬我；馬關之議，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諸國協力以謀我，瓜分豆剖，蠶食鯨吞，岌岌乎不可終日。”在《海軍說》中明確表示：“當此廿世紀，強權潮流之日，我神州存亡危急之秋”，“外人鯨吞蠶食之議，瓜分豆剖之思，無稍息焉”。反映了周恩來對世界局勢的清醒認識和對民族危機的深沉憂慮，他在《海軍說》中特別提醒國人，20世紀，強權政治正在形成一股世界潮流，國人應該認清時勢，放棄各種幻想，在當時無異于振聾發聵。

“海軍實為軍事之先驅也”

在周恩來成長的年代，遠道而來的帝國主義列強用幾艘軍艦、幾門大炮就輕而易舉地進入中國燒殺搶掠，這無疑給他年少的內心留下極大的傷痛，他深切感悟沒有強大的海軍，海防形同虛設，只有建設強大的海軍，中華民族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被侵略被侮辱的命運，進而在世界民族之林爭一席之地。他在《海軍說》中將海軍與陸軍進行比較來凸顯海軍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意義。他說：“陸軍僅能施威于境內，擢武于邊疆，山川之阻，有難色焉。不若海軍之可航彼領灣，守我海港，保衛舊疆土，辟新大陸，惟焉是賴。”

為表明自己的觀點，周恩來還以英國和日本為例，從歷史和現實兩個角度，闡明近代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掠奪、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就是因為依仗了他們的海軍。他說英國本土只有小小的三個島嶼，但它憑借強大的海軍，用“軍艦”和“大炮”，控制了大片殖民地，雄居世界領導地位。同樣是彈丸之地的島國日本也不例外。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國土面積、人口數量數倍于自己的清政府，逼迫清政府與之簽訂《馬關條約》，“占臺灣，據朝鮮，居近世之后起”，其后又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俄國，一躍成為黃種人中的“佼佼者”。

值得關注的是，周恩來還以獨到的觀察力，指明國力和國民性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帝國主義列強憑借海軍之力不僅搶奪世界的巨額財富，而且造就了它們本國的國民性，即國民性多表現為雄心勃勃，爭強好勝，意志堅定，這就使得他們在“物競天擇”的人類進化中處于優越地位。總而言之，西方列強自國家到民眾優越感的來源：“何非其國勢之強、軍勢之盛，又何非其海軍之力，足以震撼寰球有以使之乎？”周恩來最后總結得出“海軍實為軍事之先驅也”的結論。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對強大海軍的渴念，讓周恩來不能不憂慮中國的狀況。在《海軍說》中，他痛陳中國近代統治者夜郎自大，不思進取，最后在帝國主義列強堅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打開海禁，方如夢初醒。然而，即便如此，依然不能知恥而后勇，在實際的改革中積重難返、步履維艱。以海軍創建中的訓練一項為例，“砲（編者注：今作“炮”）不研改良之術，兵不教施放之精”，“泄泄沓沓，昏昏夢夢，終日酒地花天，于軍事無絲毫研究”。軍隊的腐敗、慵懶，最終導致甲午之戰“全軍覆沒，虛容盡失；割地喪師，真情畢露。強盛之希望既成泡影，和平之期意復為幻想”。歷史事實正如周恩來所言。隨著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清政府不僅未能從失敗中總結教訓，反而破罐子破摔，一舉撤銷了海軍衙門，大量海軍將領和海員被開缺回籍，海軍建制幾乎廢弛，中國的海岸線上僅僅剩下船艦裝備都極差的南洋海軍，旅大、威海衛、膠州灣等港口紛紛落入列強之手。周恩來發出痛徹肺腑的感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夫海軍之練，其耗費固大，然成功用之甚廣”

民國初建，在是否“重整海軍”的問題上依然猶豫不決。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甲午戰敗，清政府一蹶不振，中國的良港基本上全被各國列強“租”用，已經不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國庫空虛，國家財政因各種不平等條約中的經濟賠償而變得異常困難。

即便如此，周恩來依然發出“強我海軍”的呼吁，并陳述理由和建言：第一，雖然海軍訓練花費巨大，但與海軍訓練對國家民族的重大意義相比，依然利大于弊。“夫海軍之練，其耗費固大，然成功用之甚廣；雖今日耗無限之金錢，亦所不恤”。第二，中國要擺脫列強控制，不能借債來訓練軍隊，但可用國家稅收來用作訓練之資，因此，今后政府的著力點應該在于如何增加稅收上。第三，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好的軍港很多，“若秦皇、若葫蘆、若象山”（編者注：河北秦皇島、遼寧葫蘆島和浙江象山），這些都還在中國主權的控制之下，完全可以開發出來用作海軍訓練的場所。在文章最后，周恩來充滿信心地總結：“果爾，則國之強，可操左券。挽神州之陸沉，作中流之砥柱，欲執世界牛耳，保東亞和平，舍海軍其誰歸？舍海軍其誰歸哉！”字字千鈞，承載著青年周恩來對復興國家和民族的一份沉甸甸的希望。

參加革命后，雖然周恩來從領導南昌起義開始就戰斗在軍事斗爭的第一線，但是，由于物質條件所限，建設、發展海軍的向往依然只能是一個夢想。新中國的成立讓中華民族落后挨打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在百廢待興的共和國建設初期，周恩來以中央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并協助毛澤東開創中國人民海軍事業，可以說，周恩來青年時代孜孜以求的“海軍夢”終于開始實現。（張珊珍、盧靜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