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紅
周恩來為黨的發展、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嘔心瀝血，日夜操勞，一天的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國人稱為“全天候周恩來”。他白天忙于開會，接待外賓，有時連吃午飯的時間都沒有，只好帶些簡單的飲食在驅車途中用餐。深夜，是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處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問題的時候，其時他的電話仍接連不斷。當接通周恩來的電話時，定會傳來那一貫謙遜的聲音：“我是周恩來。你是哪一位？”不管是深夜，還是凌晨，只要有急事，周恩來都是極其負責、盡心盡責、不辭勞苦地果斷處理。他在日理萬機中送走了一個個不眠之夜，又迎來了一個個繁忙的清晨。越南胡志明主席曾對周恩來提出個人的唯一請求：“請為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兩小時！”
凌晨1時電話暗查各部建立值班制度情況
1965年的一個早晨，在外貿部負責部長辦公室工作的高首善一上班，部值班室的齊旭東就興沖沖地跑進來報告說：“昨天夜里，我值班時周總理來電話了。”
高首善愣住了：周總理是親自抓外貿工作的，可是沒有想到他在半夜三更還親自打來電話。這不尋常的情況不能不使他有點緊張，連忙追問道：“什么時候？你聽清楚了嗎？”
“沒有錯，是半夜一點多鐘。”齊旭東說，“我正坐著打瞌睡，電話鈴突然響起。我問：‘誰？’對方說：‘周恩來。’我當時沒有聽清楚，也不敢相信，又問‘是誰？’時，對方回答說：‘周恩來、周總理嘛！’這次可聽清楚了，是他的聲音。我有點慌，不知怎么辦才好，脫口而出：‘周總理，您好啊！’‘嗯，好，你值班嗎？沒有睡，很好，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齊旭東，旭是九日那個旭。總理，您還沒睡嗎？’‘嗯，我在釣魚臺，你鄧大姐有病，我有點工作，同時也正好照護一下她呀！’”
聽到這里，高首善相信是周總理了，催促道：“快往下說，電話上交代辦什么事？”
“不，還有話呢！他還問我是哪里人，什么時候參加工作的，擔任什么職務。我告訴總理我是1938年參加工作的，是個科長。總理聽后說：‘很早就參加革命啦，很好嘛！’”
高首善有點著急，說：“怎么你同總理盡拉呱起這些事？”可轉念又一尋思，周總理總是這樣平易近人誰不知道！
齊旭東接著說：“周總理還對我說，‘值班很重要，應該忠于職守嘛’。接著指示說，‘哦，關于××××那個文件，告訴林海云同志先不要發，明天研究一下再說’。我沒有聽清楚，又問了兩次，真不好意思。說完他還叫我記下來，不要忘記。”
齊旭東講完了，高首善久久不能平靜，他立即向林海云副部長報告了這件事。
但是，事情并沒有到此結束。
不多一會兒，國務院通知林海云去開會。10點鐘他回來了，告訴高首善，立刻請幾位部領導人和辦公廳的同志來開會。
會上，林海云傳達說：“9點鐘周總理把幾個部門的負責人找了去，只講了一件事。總理說：‘我早說要求各部建立值班制度，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晚上我檢查了三個單位的值班室工作。外貿部的那位同志很好，電話立刻就接通了，我交代一件事，他聽不清楚，一再問，這很好嘛，凡事要認真，聽不清楚就問個明白，他敢一再地問，好！弄不清楚、含糊其辭是要誤事的。××××單位的那個值班同志大概是睡著了吧，鈴聲響了很久才接。至于×××的那位就更不好了，我叫了很久，還算好，他接了，問我是誰，我告訴了他。大概是沒有聽清楚，他就在電話里不耐煩地說：有什么要緊事，明天再說吧！就把機子撂了。太不像話！這樣的值班室能起什么作用！’說完之后，告訴我們幾個部：‘請你們回去再檢查一下值班室的工作。’會后，周總理又把那個文件向我交代了一下。”
林副部長傳達完后，高首善明白了一切，趁此機會他又把昨晚發生在本部值班室的事情向在場的同志們復述了一遍，大家聽后無不深受感動，充分認識到這是實實在在地上了一堂生動的嚴格規章制度、恪盡職守的課。
凌晨3時接到請教外交急事電話
1966年8月，毛澤東主席同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接見了在北京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的外賓們。事后，新華社記者徐熊把新聞稿寫好后，送給正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演出的陳伯達審閱。陳伯達故作謙虛，用鋼筆把原稿上排在他后面的康生的名字勾到了自己名字的前面，卻又要記者拿去讓康生審定。誰知康生只瞄了一眼稿子，就說陳伯達已經看過了，他同意。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名次排列是一個極為敏感的政治話題。盡管事實上沒有人事安排的變化，但是如果稿件就那樣輕率地發出去，定會引起人們的猜疑。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記者馬上趕回京西賓館，求救于曾當過周總理外事秘書的馬列同志。馬列認為稿件不能如此草率地發出去，于是就幫記者打電話到陳伯達和康生家里，但此時已近凌晨3點，接電話的人不敢深夜把他們叫醒，無法問他們。記者心急如焚，眼看這篇短短的稿件，僅因一個橫生的小岔子而卡住，使《人民日報》不能按時截稿，從而全國的報紙都得等著。
后來，記者和馬列冷靜下來想了想，覺得即使和陳伯達、康生通了電話，仍會有棘手問題不好處理。
想來想去，馬列決定直接打電話請示周總理。記者覺得這么晚了去驚動周總理不太好。可是，刻不容緩，此事非請教享譽中外的外交家周恩來不可。
而且，馬列肯定：一直都為了黨和國家大事夜以繼日、廢寢忘食慣了的周恩來此時還沒有休息，即使他已經睡覺了，也不會責怪別人的打擾。果然，馬列把電話一撥，就同周恩來接通了。待馬列說明情況后，周恩來明確指出：稿中名次必須按中央正式公布的次序改過來，這是中央確定的，不是哪個人可以隨便變動的。
周恩來不僅沒有責怪他們，相反卻表揚了他們對此稿所持的慎重態度。
事情經周恩來指點解決后，他倆不禁感嘆：這么一個看來不大的問題，此時此刻卻唯有請示總理才能解決，我們的總理一天要為全國人民操多少心啊！
凌晨2時電話處理工人紛爭
1966年，北京國棉一廠兩派組織在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工作隊”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和激烈爭論，隨時都有釀成“武斗”的危險。
9月15日深夜，周恩來在一份《快訊》上看到了這個消息，十分不安，馬上打電話找谷牧。
谷牧當時剛剛入睡。被電話鈴聲吵醒后，他即披衣去接，一聽是周總理的聲音，忙說：“總理，這么晚了，您還沒有休息啊!”
“一大堆事情纏著，睡不下啊！剛才看到一個消息，是北京國棉一廠的……”周恩來談了大致情況后，要谷牧抓緊處理好這件事。
谷牧考慮到已經是深夜，再找部長們不太方便，就說：“總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緊處理好此事，請您放心!”
“好!”谷牧聽到電話中的回答后，就又睡下了。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晨谷牧一上班，就在案頭上見到了周恩來的批示：
谷牧同志,方才看了這份快訊,我已來不及等你明天處理了。我已直接打電話給錢之光，請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負責處理此事，而且必須解除對少數派的圍攻。并告錢，今早向您匯報。
周恩來
九·十六，二時
看罷批示，谷牧深深為周總理對人民極端愛護和負責的精神所感動，紡織廠的工人，不管這派那派，畢竟都是工人群眾啊！周總理深怕延誤一夜，釀出更大的事端。
20年后，回憶起這件事，谷牧還依舊十分愧疚地說：“這件事本應由我連夜處理，無須麻煩日理萬機的總理再加過問，但結果還是麻煩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里仍然深感不安。”
凌晨3時打電話將被關押的華國鋒“撈”到北京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在湖南也愈演愈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優勢，省委工作癱瘓，領導機關工作停頓。很多單位造反派對“犯錯誤”當權派要求罷官、開除黨籍。長沙的形勢很緊張。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副省長的華國鋒提個書包，里面放著牙刷、牙膏、毛巾和換洗的衣服，到處接受批斗，做檢查。
眼看各個單位都分成兩派，鬧得不可開交，生產停頓，嚴重地影響到人民生活。華國鋒與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萬達合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呼吁兩派群眾不要互相斗了，要響應中央的號召聯合起來，將斗爭的矛頭對準省委、對準我們當權派。這下可惹火了“工聯”“永向東”，認為華國鋒等人是把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罪名強加到他們革命造反派的頭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頭上。大字報剛貼出來的當天，“工聯”將華國鋒等人抓起來，關到工廠。他們怕軍區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動詭秘，在四五十天內轉移了六七個地方，在他們控制的會上批斗華國鋒等人。
在華國鋒被“工聯”關押期間，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央決定將湖南省軍區領導和兩派群眾及準備結合的干部召到北京來開會。
周恩來總理給省軍區打電話要華國鋒和兩派群眾代表一起去北京開會。華國鋒因為被“工聯”秘密關押，省軍區找不到。周恩來連催三次。
1967年6月14日半夜3時，周恩來第三次拿起電話，直接打給了“文化大革命”中負責湖南省“三支兩軍”工作的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華國鋒，限期送到北京來。口氣嚴厲，不容置疑。原來，早些日子，周恩來曾問過詹才芳：“湖南還有沒有干部可以出來工作？”詹才芳回答：“有兩人，一個叫萬達，一個叫華國鋒。”周總理問：“華國鋒這個人怎么樣？”詹才芳答：“老實可靠。”周總理又問：“華國鋒現在何處？”詹才芳回答：“‘湘江風雷’所握。”
于是，詹才芳依照周恩來的指示，親往長沙“解救”華國鋒，幾經周折，才使“工聯”將華國鋒送到飛機場。
臨上飛機之前，“工聯”要華國鋒表態。華國鋒被關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說：“不能表態。”一位“工聯”“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支持“工聯”的聲明，盜用華國鋒的名義發表了。
由此可見，華國鋒不是“亮相”站出來的干部，是中央“撈”上來的干部。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同華國鋒的情況一樣，對華國鋒說：“咱們倆和有的人不一樣，他們是自己站出來的，咱們是中央‘撈’上來的。”
凌晨2時電話安排秘書關于世界糧食問題的工作
1974年10月，身患癌癥的周恩來已經住進醫院4個月了，這期間他前后做了兩次大手術。一天夜里兩點鐘的時候，這天恰巧不值班而住在外交部宿舍的周恩來總理秘書錢嘉東已經熟睡良久，忽然間傳達室的李大爺跑上來敲門，說有電話。
錢嘉東匆忙披衣趕過去。一接電話，原來是周恩來打來的。錢嘉東連忙向李大爺要了一張小紙條，又要了一支筆。他知道周總理這么晚了打電話來，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交代。在微弱的燈光底下，錢嘉東一面接聽電話，一面把周恩來的意思記錄在紙上。
周恩來在電話中說，他在《參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講到世界的糧食問題。有些西方人說現在世界的糧食面臨嚴重危機，世界可供糧食儲備只能滿足26天的需要。報道中也講到中國，并提到當年的蘇聯，提到中國和蘇聯兩次在國際市場上大量地購進糧食，哄抬物價，指責我們一味依賴世界市場來解決糧食問題，好像有點不負責任。
周恩來看了以上報道之后，把這個情況告訴了錢嘉東。周恩來說：看來這個情況是不真實的，我們應該了解一下，以防不測。周恩來交代錢嘉東到李先念那里去報告這個情況，要李先念指示有關部門把相關情況收集上來。
周恩來在電話里具體講道：“1972年、1973年、1974年，這三年我們一共進口了多少糧食，而且要分門別類，其中直接進口了多少，轉口進口多少，價格又是怎樣。”周恩來還要求把我們國家出口的情況也同樣分門別類地統計出來。他說：“根據我的印象，我們也出口了大米，我們出口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供應越南。我們應該在適當的場合據理駁斥。”周恩來還要求錢嘉東告訴李先念，要把材料收集上來，同時也報一份給他。
李大爺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特殊情況，所以他一直坐在傳達室里頭，目瞪口呆地看著錢嘉東。他簡直不能相信：在這樣深更半夜的時候，一國的總理還要跟他的秘書打電話交代事情。從這次經歷上，他真切體會到了周總理那廢寢忘食、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工作狀況。
第二天，錢嘉東將此事報告給了李先念，材料也都收集了上來。根據周總理這個指示，李先念布置了有關單位寫成發言稿。
正好在這之后不久，聯合國召開了一次世界糧食會議，中國代表就在這個會議上介紹了中國進出口糧食的情況，說明在過去三年之內，中國進口了多少，主要是小麥。同時也出口了多少，主要是大米。這大米主要是供應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市場上大米是最緊張的糧食，而恰恰我國提供給了世界糧食市場。同時，也說明了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我們絕不會依靠世界的糧食來解決我們自己的吃飯問題。
這一講話從容而有說服力，澄清了我國在糧食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也證明周恩來時刻關注著世界形勢和胸懷國家利益的崇高風范。
午夜時分接到毛澤東電話商談黨和國家大事
1974年12月23日，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周恩來、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周恩來一行人下榻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園2號樓。
在蓉園毛澤東住地1號樓，周恩來和王洪文同毛澤東會面。從23日到27日，他們先后向毛澤東作了4次匯報。毛澤東在聽取匯報的過程中，談了如下幾個方面的意見：
一是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說，對江青要“一分為二”，責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評。
二是高度評價了鄧小平。毛澤東強調：“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重申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建議。提出周、王留長沙期間，由鄧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三是指出“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在了解了周恩來的病情后，對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后，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
四是關于召開四屆人大及其人事安排問題。毛澤東提議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澤東還就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各部部長的具體人選問題提出一些意見。
12月26日這一天，是毛澤東81歲生日。早在晚飯前，細心的周恩來就預先告知湖南省領導：“晚上在2號樓慶祝主席生日，晚飯吃面條，菜要搞得簡單些。”到了晚餐時分，地方黨、政、軍領導人等陪同周恩來坐主桌；專家和其他隨員們另開一桌。那天，未見王洪文來赴宴。
宴席上，周恩來的興致很高，他幾次站起來舉杯為毛澤東主席健康干杯！只因他重病在身（剛做過膀胱癌電灼術，身體還很虛弱，正在康復當中，更何況他有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齊等），不勝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著，他先是以水代酒，后來叫他的隨員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席間，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介紹說，毛澤東在湖南休養期間，身體恢復得很好，這幾天情緒特別好。毛澤東看了工作人員為他燃放煙火與爆竹，很高興。當大家聽完張平化的介紹，得知毛澤東身體健康、精神愉快時，由衷地感到高興和欣慰。為此，大家紛紛起立，頻頻舉杯，觥籌交錯，敬祝毛主席健康長壽!
由于周恩來事先有交代，晚飯的菜雖說不很豐富，但席間氣氛異常熱烈、輕松，大家開懷暢飲，談笑風生。
周恩來患病以來，未曾有過這樣的好心情。看來，周恩來這次長沙之行，同毛澤東談得比較順利，在重大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毛澤東支持了周恩來。周恩來在蓉園2號樓為毛澤東生日設壽筵慶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義的舉動。
這天午夜時分，毛澤東處打來電話，請周恩來過去談工作。
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相處近50年的老戰友，促膝長談，直到次日凌晨，長達4個小時，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生前最后一次談話。這次，周恩來抱病親赴長沙面見毛澤東，商談并最終敲定了向四屆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門班子的名單等重要問題。
毛澤東、周恩來共同作出的“長沙決策”，打碎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長期以來企圖“組閣”的美夢，對中國未來形勢的穩定發展以及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意義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