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糾正歧視中醫的傾向 消除中西醫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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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團結中西醫是中國共產黨衛生工作的重要方針。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以團結中醫為重點，堅持中西醫平等，認真糾正西醫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堅持中西醫并重，積極促進中西醫團結合作。同時，努力推動西醫學中醫，運用現代科學研究、改造中醫，通過中西醫結合為創造中國的新醫藥學闖出一條道路。周恩來的這些思考與實踐，豐富了中國共產黨衛生工作的方針和政策，推動了人民保健事業發展，為新中國衛生事業和中醫藥事業發展和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周恩來；衛生政策；中醫藥事業；團結中西醫；中西醫結合

　　團結中西醫是中國共產黨衛生工作的重要方針。從延安時期開始，中國共產黨就積極推動中西醫團結合作，走中西醫結合道路，為革命事業服務。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作為政府總理，繼續堅持、貫徹這一方針和政策，為新中國衛生事業和中醫藥事業的發展進步作出了突出貢獻。

　　一、從實際出發促進中西醫團結，為新中國建設服務

　　新中國成立之初，醫療衛生工作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形勢。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每年有1億人患各種輕重不同的疾病，死亡500多萬人。鄉村中80％的病人得不到合理治療。天花、霍亂、鼠疫等16種傳染病嚴重危害人民健康，每年死亡人口中近半數死于傳染病。婦女、兒童健康得不到保障，每年死亡產婦20余萬，嬰兒280余萬。由于長期革命戰爭需要和從舊政權接收等原因，衛生工作隊伍以西醫為主體，但西醫力量非常薄弱。全國正式西醫不到2萬人，護士1.7萬余人，助產士1.4萬余人，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縣鄉基層衛生機構極為缺乏。（參見張學文編著《新中國的衛生事業》，三聯書店1953年版，第11—16、41、37頁。）單靠西醫隊伍難以滿足人民群眾醫療衛生的巨大需求。與西醫力量嚴重不足相比，中醫人數粗略估計有幾十萬，不完全統計也有9萬多。（參見《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頁。）主要分布在中小城市和鄉村，與西醫形成互補。醫療衛生的嚴峻形勢和中西醫隊伍的實際狀況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團結中醫，與西醫組成統一戰線，共同發揮作用。

　　還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籌備新政協期間，周恩來就提出，為了與舊社會造成的不知衛生的愚昧及疾病疫癘的嚴重情況作斗爭，必須把中西醫團結起來，要“團結并教育全國可用的醫生、護士及一切衛生人員，改造舊醫生，使他們都能為中國人民的衛生、防疫、醫療、助產等工作服務”（《周恩來文化文選》，第52頁。）。《共同綱領》也明確規定，新中國要“推廣衛生醫藥事業，并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對團結中西醫問題非常重視。1950年9月，周恩來在政務院聽取全國衛生會議報告時指出：“中西醫團結搞不好，對廣大群眾損失很大。我們應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今天中國在這方面的實際是：廣大群眾患了病沒人治，因之，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小孩子。共產黨不是孫悟空，拔根毫毛一吹就可變成醫生。現在全國中醫有九萬多人，西醫才有二萬人，人數比例相差很大，老百姓又迫切地需要醫生”，“因此，在廣大群眾迫切需要醫生和醫生少，西醫更少，而中醫又能治好一些病并與群眾有密切聯系的情況下，在目前的過渡時期，我們就需要團結中醫和改造中醫。首先是團結他們，把他們的積極因素發揚出來，把消極因素去掉”，“中醫是要改造的，但首先是團結中醫，因為只有接近了他，才能改造他”。（《周恩來文化文選》，第692—693頁。）

　　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就團結中醫問題指出：“我國有幾十萬中醫散布在全國廣大的農村和城市，各級衛生部門應當認真地團結、教育和使用他們，并且同他們合作來把中國醫藥中有用的知識和經驗加以整理和發揚。”（《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頁。）1955年10月，周恩來接見外賓時說：“中國的中醫大夫數量很大，中醫歷史很悠久，如果加以整理，對人民有很大好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507頁。）

　　二、糾正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消除中西醫矛盾

　　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將團結中西醫確立為新中國衛生工作三大方針之一，但部分西醫出身的衛生工作領導同志在思想上對中醫認識不足。有的同志認為，中醫是封建醫學，只能起到精神安慰作用。（參見王斌：《在一定的政治經濟基礎上產生一定醫藥衛生組織形式與思想作風》，《東北衛生》1950年第9期。）有的同志認為，中醫既然產生于古代（主要是封建時代），其落后是必然的。只是西醫數量太少，為臨時應急，衛生工作才非有中醫參加不行，最終必然以西醫代替。中醫的前途將是由城到鄉，由鄉走向自然淘汰。（參見賀誠：《檢查我在衛生工作中的錯誤思想》，《人民日報》1955年11月19日。）中國將來的醫學只有一個，這個科學醫學一定會以蘇聯的醫學思想為領導，中醫對于這個醫學貢獻得越多越好，但卻沒有可能長期存在，這個前途必須認清。（參見呂嘉戈編著《挽救中醫》，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頁。）這些思想認識造成衛生行政工作上一系列歧視中醫問題出現。1951年中央衛生部發布中醫管理法規，其中《關于組織中醫進修學校和進修班的規定》要求中醫進修內容主要為西醫理論和預防醫學，教學方法要結合并批判中醫學術的舊經驗，啟發學員探求新觀點和方法。（參見《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衛生部中醫司1985年內部版，第24—25頁。）結果使不少進修中醫動搖了對中醫學的信念，僅長春一地就有43％的進修中醫轉為西醫。根據《中醫師暫行條例》，在中央衛生部直接領導審查的華北區68縣，90％以上的中醫被認為不合格。（參見任小鳳：《批判賀誠同志在對待中醫的政策上的錯誤》，《人民日報》1955年12月20日。）《中醫師考試暫行辦法》要求中醫考西醫內容，結果天津考取者僅占投考人員的十分之一。1952年，有的衛生管理部門提出“毋須培養新中醫”，并著手裁撤中醫學校，引發中醫界強烈反彈。廣州中醫專門學校學生罷考抵制。廣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中醫學校聯合向中央反映，稱“衛生部門是西醫當權，對中醫專政”。（《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第46頁。）

　　為糾正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周恩來要求西醫必須糾正對中醫的態度。在團結中西醫問題上，周恩來始終堅持對雙方平等看待，不迷信西醫，也不迷信中醫。周恩來指出，“西醫是外來的”，“西醫的一套，也并非全部合乎中國的情況”。西醫“有改進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學醫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所謂“西醫中國化”，“就是要將西方醫學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外來的東西，必須要適合中國的土壤，才能發展”。（《周恩來文化文選》，第692—693頁。）“對于外國的先進技術、好的東西，我們要學習，要吸收，但是必須有分析地批判地學，做到洋為中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頁。）同時，周恩來要求中醫也必須積極改造。“中醫是要改造的”（《周恩來文化文選》，第693頁。），中醫能夠解決問題，“理論上又回答不清”（《周恩來文化文選》，第726頁。）。“中醫科學化”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改造中醫“是中國當前實際所需要的”。（《周恩來文化文選》，第692—693頁。）從中西醫平等出發，周恩來反復要求西醫要客觀看待中醫。1950年，在聽取全國衛生會議報告時，周恩來指出：“中醫生活在人民中，與人民有多少年來的接觸”，所謂中醫，“不是指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不是只以陰陽五行來治病的。事實上，中醫確實治好了一些病，中醫有自己的一套醫藥知識和治病經驗”（《周恩來文化文選》，第692頁。）。1969年8月，周恩來在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成員及部分代表時，對衛生界的西醫迷信作了批評，指出：“西醫學中醫，心里總是不服氣，格格不入，認為中醫不科學。其實西醫就全部科學嗎？它的局限外在形式的很。”（《周恩來文化文選》，第726頁。 1970年10月，周恩來再次批評了西醫對中醫的歧視，指出要說服西醫把中國傳統醫學發揚下去很不容易。西醫瞧不起中醫，認為中醫不講科學，但是治療任何一種疾病都是有規律的，只要能把某種病醫治好，就是掌握了規律，就是科學。中醫能夠治好病，中醫也是科學。（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01頁。）

　　為了從思想上糾正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周恩來還提醒中西醫都必須注意破除門派、門戶之見。周恩來指出：“自然科學是分門別類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有門戶之見，互相歧視，如學這一門的看不起學那一門的，在同一部門中這個學派看不起那個學派。我們的自然科學，有許多是從國外學來的。學醫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門戶。同樣，學數學、物理、化學、工程、農業、交通的人，也有這類門戶之見。門戶之見是受舊社會的影響形成的，很不利于我們的建設事業。今天我們要強調集體合作，拋棄那種舊的影響。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長處，大家要彼此看到別人的長處，保持各自的長處，去掉短處，互相學習，互相切磋。”（《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頁。）周恩來著重指出，在中西醫團結上，西醫要首先破除成見。“團結中醫的主要責任在西醫這方面”，“西醫首先要團結中醫，才能使中醫感動，進而改造自己”。同時，中醫也要打破頑固思想。周恩來強調：“過去是因為個人成見，中西醫不免有些對立，現在不同了，大家都是為人民服務，因此有了團結的可能與必要。”（《周恩來文化文選》，第693頁。）1957年6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再次指出：“在醫藥、衛生工作人員中間，還存在著不團結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現象”。應該堅決克服這些缺點，“更好地發揮中醫的力量，加強醫藥衛生人員的團結，以保證進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頁。）

　　三、推動西醫學習中醫，繼承發揚祖國醫學寶貴遺產

　　1954年，中央衛生部黨組和中央文委黨組先后就改進、加強中醫工作向中央報告，提出建立和辦好中醫研究院、吸收中醫參加大醫院工作、擴大和改進中醫業務、改善中醫進修工作等建議，并把組織西醫學習、研究中醫作為解決中西醫團結問題的關鍵。（參見《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第29—35、44—53頁。）1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黨組報告，指出：“團結中西醫，正確地發揮中醫的力量為人民保健事業服務，是中央早已明確指示的一項重要的衛生工作方針。”“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鼓勵那些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西醫，采取適當的態度同中醫合作，向中醫學習，整理祖國的醫學遺產。”（《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第42—43頁。）

　　為貫徹中央指示，加強中醫學習、研究工作，在周恩來主持下，1955年12月中醫研究院正式成立，同時開辦第一期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抽調76名有經驗的西醫脫產兩年半學習中醫。蒲輔周、關幼波等名中醫都來講課，取得很好效果。周恩來專門為中醫研究院成立題詞：“發揚祖國醫藥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周恩來文化文選》，第697頁。）從1955年底到1958年，衛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組織了6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先后從全國抽調高等醫學院校畢業生和具有臨床經驗的青壯年西醫師303人離職學習中醫理論和技術。（參見《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第115頁。）

　　在建立中醫研究院的同時，根據名中醫肖友龍、施今墨等人提議，中央決定籌建中醫學院。周恩來對這一提議非常重視，親自聽取他們的意見。籌建過程中，衛生部開始打算先辦一所。周恩來從全局考慮，指示衛生部在東南西北各辦一所。（參見《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頁。）1956年8月6日，國務院批準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醫學院。北京中醫學院建院后，由于上馬倉促，師資校舍等基本條件很差。衛生部打算將學校搬到辦學條件較好的南京，引起北京中醫界和學院師生不滿，向黨中央、國務院寫信反映情況。周恩來專門召集會議，決定北京中醫學院一定要在北京辦，由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解決校舍問題，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解決師資和教材問題。周恩來還對培養方針和辦學經費等問題作出批示，使北京中醫學院終于克服了困難。（參見張殿璞：《周恩來總理與中醫藥教育的發展》，《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1956年八九月間，四所學院相繼建立。后來一度增至23所。同時，西醫院校相繼開設中醫系或增加中醫藥課程。中醫帶徒弟工作也全面展開，計劃1956年到1962年通過師帶徒方式培養中醫48萬名。（參見《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第84頁。）中醫藥研究、教育工作迎來新的時期。

　　四、堅持中西醫并重，共同為人民衛生事業服務

　　經過中央努力，1956年底衛生部廢除了歧視中醫法令，但輕視中醫的錯誤傾向很難從根本上糾正。在加強中醫工作報告中，衛生部仍堅持稱中醫為“舊醫”。西學中研究班里，許多學員對中醫存在嚴重抵觸情緒和懷疑態度。多數人認為“中醫不科學”，“中醫無可學之處”。“原子時代還來學二千年前的東西”是“開倒車”，西醫學習中醫是“浪費人才，浪費國家人力物力”，甚至一些學員單位的領導也認為“去學中醫多么可惜”。（《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第116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后，一些人又提出真理只有一個，正確的學派只能有一個，不能有百家等看法。（參見《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第181頁。）

　　為進一步端正思想，從1955年開始，衛生部對歧視中醫的錯誤思想展開深入批判。隨著輕視排斥中醫思想被批判，中醫中的驕傲自滿情緒和派別思想有所滋長。“大躍進”運動開始后，各部門紛紛“拔白旗”、“插紅旗”，批白專道路，衛生部在中醫問題上出現“左”傾錯誤。1958年9月，衛生部召開全國醫藥衛生技術革命經驗交流會。會議沒有分清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學術問題的界限，把如何估價祖國醫學、如何學習和研究祖國醫學等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簡單歸結為政治上兩條道路的斗爭，掀起對鐘惠瀾等西醫專家的批判運動，挫傷了西醫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參見《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第188頁。）1958年11月，在河北保定召開的衛生部全國中醫中藥工作會議上，“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會議片面抬高中醫、貶低西醫，提出要繼續深入批判資產階級權威思想。（參見《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第131頁。）同時，會議所提出的“西醫不懂中醫就是半個醫”，“兩三年內實現中西醫合流”等觀點，引起了衛生工作思想更大混亂。（參見《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第188頁。）

　　為糾正衛生部門在中西醫問題上的錯誤，1959年1月，周恩來對衛生工作指示：“普遍號召中西醫團結，西醫學習中醫是繼承發揚祖國醫學、統一中國醫學的捷徑。”（《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頁。）同時，周恩來召集衛生部門負責人開會，針對衛生部在中西醫問題和知識分子問題上“左”的錯誤，要求采取正面引導方法，寫一篇全面闡述黨的中醫政策的文章，澄清衛生工作思想的混亂。根據周恩來指示，衛生部配合胡喬木起草社論《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202頁。）1959年1月25日，社論在《人民日報》發表，從八個方面全面系統闡述了黨的中醫政策，強調必須團結中西醫，把中醫和西醫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堅持中西醫并重。要努力推動、發掘、整理、提高祖國醫藥學。團結和依靠中醫，更好地發揮中醫的作用。堅持中西醫結合，組織西醫學習和研究中醫。社論號召：“在我們的醫藥學遺產方面，有大量的具有科學性的精華，我們必須把這些精華認真地吸收起來。”1959年4月，在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又明確提出：“應當團結中西醫，組織他們共同為人民衛生事業服務，共同發揚祖國醫學遺產和發展醫藥科學。”（《周恩來文化文選》，第74頁。）

　　為進一步糾正知識分子工作中的“左”傾錯誤，1962年3月，周恩來提出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在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且愿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應該信任他們，關心他們，使他們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頁。）但在糾正知識分子工作錯誤過程中，“衛生系統刮起一股反中醫的冷風”。絕大多數西學中學員放棄了所學中醫，不少人還受到沖擊，紛紛反映“學了中醫上了當”，“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中醫在西醫院被認為是“醫院里的累贅”。很多中醫懷疑中醫政策變了，說“過去幾年（1958—1960年）的好光景是回光返照”。（《新中國中醫事業奠基人：呂炳奎從醫六十年文集》，華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頁。）1962年5月，為貫徹中央精簡精神，國務院文教辦召開教育系統大會，提出高等院校要砍掉40%。衛生部教育司提出將全國23所中醫學院只留5所。經中醫司和教育司協商，保留12所。會議快結束時又傳來消息，中醫學院仍然只留5所。中醫司司長呂炳奎緊急給周恩來寫信，提出中醫學院是中醫的“命根子”，砍掉中醫學院對整個中醫工作，對廣大中醫影響非常大。（參見《新中國中醫事業奠基人：呂炳奎從醫六十年文集》，第99、97頁。）接到呂炳奎信后，周恩來在會議講話中提出“中醫學院問題再考慮”。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會議最后決定“中醫學院不動”。（張殿璞：《周恩來總理與中醫藥教育的發展》，《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除洛陽正骨學院和河北中醫學院外，會后實際保留中醫學院21所，使初具雛形的中醫高等教育事業得以保存和繼續發展。1969年，周恩來在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代表時再次強調：“中醫學院還要辦。”（《周恩來文化文選》，第725頁。）

　　五、走中西醫結合道路，創造中國的新醫藥學

　　1956年，全國掀起“向科學進軍”的熱潮，毛澤東指示要以西方近代科學研究中國傳統醫學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頁。）1958年，毛澤東給楊尚昆寫信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將舉辦西醫離職學習班、培養中西醫結合的高級醫生和理論家作為一件大事辦理，“不可等閑視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51頁。）

　　為貫徹、落實毛澤東的指示，1965年2月，周恩來召集衛生部門負責人錢信忠、張凱、賀彪，以及中宣部、國務院文教辦負責人研究衛生工作規劃，專門提到中西醫結合問題。周恩來指出，中西醫都有長處，雖然學術見解不同，能治病就應發揮其作用，不要強調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不要強迫西醫學中醫或中醫學西醫，應是自愿自覺地去學。要號召中西醫團結合作，共同防病治病。（ 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10—711頁。）

　　盡管黨中央和周恩來不斷提出要求，但衛生部門并沒有將中西醫結合指示貫徹執行好，尤其在全國遲遲沒有找到中西醫結合的典型。1969年8月，周恩來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成員及部分代表時，對此作了嚴厲批評，指出找不到中西醫結合典型，原因在于“對中西醫結合重視不夠，提倡不夠”，“衛生部沒有認真抓”。周恩來提出了中西醫結合的三種形式：“一個醫院既有中醫又有西醫，通過會診，在治療中結合，這是一種方法”；“中醫學院同中醫院結合起來辦，采取帶徒弟的辦法，半天學習半天工作，這是第二種辦法”；“第三種是醫務人員本身中西醫結合，既會中醫又會西醫，這是最高級的”，并指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三種形式都要”。周恩來要求“要提倡西醫大學中醫，成為風氣”。要使西醫與傳統中醫藥結合，與中國實際結合。強調“中西醫不結合，我國的醫學就會停頓不前”。要樹立雄心壯志，創造既不是中國古時的，又不是西洋的，是適合廣大勞動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難的地方也能進行治療，普遍適用的、中西醫結合的新中國醫學體系。（參見《周恩來文化文選》，第725—726頁。）

　　1970年前后，周恩來又多次談到中西醫結合和新醫學問題，要求中西醫要融會貫通，闖出一條中國新醫學的道路來。（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377頁。）中醫有很好的傳統，發揚中醫傳統僅僅是開始。中醫有科學性的一面，西醫也有缺陷。兩者必須結合起來，共同發展。

　　為了總結經驗，更好地推動中西醫結合工作，經過多方籌備，1971年2月，全國第一屆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召開。周恩來會前會后親自領導，從會議日程、要解決的問題到典型經驗介紹、具體規劃都親自過問，并多次約見衛生部負責人，接見與會代表，就中西醫結合問題發表意見。2月8日，在同衛生部負責人談會議報告時，周恩來指出：“中西醫結合僅僅是開始，是序幕。應該謙虛、實事求是，應該更符合實際。”對中西醫結合已經取得的針刺麻醉研究等成果“要實事求是，要有科學態度，不要迷信”，“不行的要改進，不要保守”。（《周恩來文化文選》，第730—731頁。）會議期間，周恩來還參觀了中草藥展覽，審閱、批改《關于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情況和五年規劃的報告（草稿）》。在接見會議代表時，周恩來發出號召：“中醫是我們祖先發展起來的，中西醫結合是我們的方向。以五年為一期，通過幾個五年的實踐，使中西醫融會貫通，創造出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32—433頁。）2月17日，周恩來在接見出席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的“赤腳醫生”代表時，又提出：“赤腳醫生”要成為中西醫結合的新醫藥學派。（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37頁。）

　　總的來看，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實際需要出發，以團結中醫為重點，積極貫徹、執行黨的團結中西醫方針。他堅持中西醫平等，認真糾正西醫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提倡破除門戶之見，不迷信西醫，也不迷信中醫，西醫要中國化，中醫也要科學化。他堅持中西醫并重，積極促進中西醫團結合作，共同為人民衛生事業服務。同時努力推動西醫學中醫，運用現代科學研究、改造中醫，通過中西醫結合為創造中國的新醫藥學闖出一條道路。周恩來對團結中西醫工作的思考與實踐，豐富了中國共產黨衛生工作的方針和政策，推動了人民保健事業發展，為新中國衛生事業和中醫藥事業發展和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樊學慶，廣州中醫藥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副教授，廣東廣州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