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愛國工商界的良師益友

　　撫今追昔，在我度過的92年的曲折的人生旅程中，經歷過清朝、民國和社會主義新中國三個時代。我之所以能夠由一個舊社會的民族工商業者轉變、改造成為一個在黨領導下愿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革命干部，這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我所接觸過的許許多多共產黨人對我的引導、教育與幫助的結果。其中，我最早接觸到的、受其影響最深、最不能忘記的，就是敬愛的周恩來同志，我把他視為良師、摯友。至今，我家客廳正中墻壁上，還端掛著周總理的照片。每當我抬頭望見這幀照片時，周總理一生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卓越奮斗的豐功偉績，歷歷如在眼前，敬意和懷念之情油然而生。我深知，此情此意并非我一人才有。周恩來同志是中國人民異口同聲贊頌和深情愛戴的好總理，是我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的良師、知己和最真誠熱情的偉大朋友。他為祖國、為人民、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鞠躬盡瘁奮斗了一生。他留下來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千秋萬代永遠得到繼承和發揚。

　　我第一次見到并結識周恩來同志，是1938年初在武漢。那時，我是重慶華西興業公司的經理。這個公司是我與胡仲實、胡叔潛、寧芷村、劉航琛、潘昌猷等老友共同于1932年9月建立的。 隨著公司業務的發展，很快形成為一個以工礦事業為主、包括金融和貿易在內的西南著名的企業集團。抗日戰爭爆發后，為適應抗戰大后方的需要，華西公司所屬的華聯鋼鐵廠要擴大成為一個大型鋼鐵企業，在地方籌資不足的情況下，我們既要向國民黨政府申請貸款，又要避開四大家族的控制。我為接洽和商談華西擴建和貸款事宜，先后四次坐水上飛機去武漢。當時，正面臨日本侵略者重兵壓境、我國沿海和沿江諸省相繼淪陷、國難深重的嚴重形勢，每一個不愿做亡國奴的愛國者，包括民族工商界的廣大同仁，都急切地希望為挽救民族危亡盡點力量，都想探尋一條救國救民之道。我對中國共產黨雖然還不了解，但是，很想聽聽中共高級領導人對時局的見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經《新蜀報》社長周欽岳介紹，在武漢我拜訪了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同志。我們無拘無束地談了一個多小時。周恩來同志熱情而坦率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講述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方針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明確指出只要有全民族真正的堅強團結，抗戰一定能夠取得勝利，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得到振興。他勉勵我們要團結四川各界人士，支持國共合作，反對分裂，堅決將抗戰進行到底。并希望我們對即將遷渝的新華日報社的工作給以盡可能的幫助。周恩來同志的一席話，使我茅塞頓開，明白了不少抗戰救國道理，對中國共產黨開始有了一些認識，使我深受教益，真有“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特別是周恩來同志那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風度，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以后每當憶起，還甚為感動。

　　后來，國民黨政府遷到重慶，重慶成了陪都。由于斗爭的需要，新華日報社也遷至重慶。周恩來同志和董必武、王若飛等中共領導同志也相繼到了重慶，并親自領導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當時，重慶形勢日趨嚴峻。1940年8月，日機大舉空襲重慶，輪番在重慶上空盤旋，搞所謂“疲勞轟炸”，全城一片火海，一些繁華街道盡成廢墟，并造成震驚中外的重慶大隧道（大防空洞）慘案，使上萬人窒息而死，慘不忍睹。周恩來等同志不顧個人安危，深入到各階層發動并緊緊依靠廣大愛國民眾，堅決貫徹黨的抗戰救國方針和統一戰線政策，堅決地對國民黨當局的軟弱妥協路線進行斗爭，從而打開了大后方的抗戰局面，大大增強了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力量。在這段時間里，我有幸得到更多機會與周恩來同志接觸，聽過他的多次講話，并向他請教關于中共對時局的主張。他每一次講話，總是把當時國內政局和戰局分析得那么清晰，觀點明確，材料新鮮豐富。他的記憶力驚人，說話生動風趣而深刻，很具邏輯性、雄辯性和說服力、鼓舞力。我們工商界同仁對他十分敬佩，我也因此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及其反動投降路線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對人民抗戰救國的勝利前景增強了信心，并逐漸以較隱蔽的形式參加了斗爭。以后，我曾多次在國民參政會上聽到過周恩來同志和張瀾等的精彩演講。

　　1941年1月皖南事變以后，時局異常險惡，重慶完全被白色恐怖所籠罩。周恩來同志在陪都重慶，為爭取和團結工商界人士，深入而耐心地做了大量工作。我參加了周恩來同志在重慶白象街舉行的那一次同愛國工商界人士的座談會，親自聽到他激動人心的講話。他針對國民黨加緊對民族工商業的壓迫和對人民群眾的肆意掠奪，列舉了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出口豬鬃、桐油、生絲等所換取的外匯金額，均以法幣向工商界結算，私肥了官僚資產階級，卻使民族工商業蒙受了巨大損失的情況，進行了深入淺出具有說服力的揭露與分析，使全體到會的工商界人士 深受感動和教育，無不對周恩來同志表示由衷的欽佩。

　　1944年到1945年間，抗日戰爭已到最緊要的關頭，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卻有增無已。周恩來同志在與我們重慶工商界人士更廣泛的接觸中，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批判，向工商界指明只有同全國人民一道，爭取民主，才能真正求得生存和發展。工商界人士在周恩來等同志引導下，進一步覺醒起來。

　　1944年冬，周恩來、王若飛同志又一次出面邀請民族工商業知名人士等，在重慶上清寺“特園”舉行座談。除我之外，記得還有胡厥文、劉鴻生、李燭塵、章乃器、吳蘊初、吳羹梅、劉西園等，共計40余人。周恩來同志的講話，愛國主義的主題十分突出。他透辟地剖析了時局，強調指出，作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愛國者，一定要認清形勢，堅持將抗戰進行到底，一定要為爭取民主和平而斗爭。他語重心長地指出，民族要獨立，國家要富強，工商業家要努力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1945年10月，周恩來同志又應邀出席了重慶工商界西南實業協會的“星五聚餐會”，在會上發表了《當前經濟形勢》的重要演講。他分析了當時抗戰勝利后的政治形勢，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提出希望民族資本家要有遠見，同中國的廣大勞動者一道，共同奮斗，爭取和平與民主，以求中國工商業的發展。他推心置腹的講話，使我們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政策和國家未來的形勢發展有了一定的認識，增強了信心，因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在國共“雙十協定”簽字不久，周恩來同志根據當時政治、經濟形勢的重大變化，又先后在《新民報》負責人陳銘德、鄧季惺家和川康銀行總經理寧芷村家約我和西南工商界幾位良友談話。我們非常感謝周恩來同志在此關鍵的轉折時刻找我們談話。周恩來同志著重指出，抗戰勝利之后，經濟建設固然很重要，但當前阻止中國前進的主要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不解決，經濟建設也是搞不好的。沒有和平民主，就談不上建國。他啟發工商界人士應認識到，要想發展自己的事業，就應當支持和平建國的方針，為反對內戰、反對獨裁、促進實現《雙十協定》施加自己的影響。周恩來同志的精到見解和分析，使我豁然開朗，留下極深的印象。

　　1946年后，全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掀起了新的高潮，工商界人士也在接受斗爭的洗禮。由于多次聆聽周恩來同志的親切而深刻的教誨，又受到董必武、吳玉章、許滌新、徐淡廬、彭友今等同志的熱情幫助，以及現實斗爭的教育，使我逐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中華民族先進力量的代表，可以而且應該由中國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中國無產階級來領導全國人民去與一切黑暗反動勢力進行斗爭，并且一定能最終取得徹底的勝利。于是，我丟掉了對國民黨當局曾一度抱有的幻想，比以往更多地積極參加了愛國民主運動，支持中國民主同盟的革命活動，參與籌組中國民主建國會，利用我在重慶市參議會和工商界的地位與影響，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斗爭，并于1949年初痛下決心出走香港。在那里我如饑似渴地研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思想認識上收獲很大。

　　1949年夏，我受中國共產黨的邀請，由香港繞道海路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到京后，周恩來同志在百忙中親自接見并告訴我，全國的解放已為時不遠，全國解放以后，整治國民黨留下來的爛攤子，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但這是勝利中的困難，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他說，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立新中國，更需要依靠同各方面朋友的親密合作，共同努力。他對我能夠下定決心，不顧危險，克服困難，在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幫助下到達北平感到高興，并表示十分歡迎。他勉勵我為祖國多作有益的貢獻。此次接見，使我特別興奮和感動。不久，我懷著十分愉快的心情參加了首屆全國政協會議，出席了新中國的開國大典，親耳聽到毛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無比激動地認識到，我自己已經開始走上了一條嶄新的光明大道，我決心跟著中國共產黨永遠走下去。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齊燕銘同志傳達周恩來同志的意見，要我回四川工作。我樂意地接受了黨中央的派遣，在參觀了東北之后，回到剛解放的重慶市擔任副市長，積極地協助市長陳錫聯、副市長曹獲秋同志開展工作。由于我主要是負責抓工商界的工作，所以，對于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和平改造的方針政策感受較深。1952年，周恩來同志在與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談話中說：“將來用什么方法進入社會主義，現在還不能說得很完整，但總的來說，是和平轉變的道路。中國經過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會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轉變，是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而且要轉變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經過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達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將來要和平、愉快、健康地進入社會主義，使每個人都能各得其所，我們要做很好的安排。”我由衷地擁護黨的方針政策，并積極帶頭貫徹，努力加速自己的改造過程，決心不辜負周恩來等黨的領導同志對我的教誨，不辜負黨對我的關懷和信任。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改造的方針，的確是我國的一個偉大的創舉。這一改造的完成至今已30多年，工商界廣大同仁早已如周總理所說，在各得其所地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貢獻力量。中共中央已莊嚴宣告，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消滅了。這是我國乃至全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也是我國民族工商業者在黨的領導下對祖國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對此，我們感到無比的幸福和驕傲。周恩來同志作為這個勝利進程的主要設計者和主要的推行人之一，其卓越貢獻，更是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后代永遠不會忘記，永遠要紀念的。

　　周恩來同志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最杰出的倡導者和最優秀的實踐者。

　　周恩來同志歷來十分重視統一戰線各方面人士的學習和進步。新中國成立后，他多次談到學習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一再強調“學習要根據自愿”，學習的目的是要跟國家的領導思想相一致，跟國家的經濟建設、文教建設的方針相一致，跟國家機關制定的政策相一致。我國統一戰線內部能夠形成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優良傳統，各界人士能夠在學習改造的道路上隨著歷史的前進而不斷進步，能夠為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這都是與周恩來同志的關心和指導分不開的。

　　周恩來同志一貫十分重視并非常善于同各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交朋友。他從不擺架子，不打官腔，對朋友總是那樣熱情、坦誠，虛心傾聽朋友的種種意見，采納朋友的良好建議。對于能夠善意提出不同意見、大膽展開批評的朋友，他尤其歡迎并視為諍友。周恩來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的講話中，對交黨外朋友的重要意義就講得非常明 確。他說道：“要實現民主生活，還要求共產黨員多交黨外的朋 友。既然我們擴大了統一戰線，共產黨又在這里起領導作用，我 們黨員應該把許多黨外的意見集中起來，集中到黨的領導機關 來。這就要和黨外的朋友來往，就要聽到一些不同的意見。”“黨 內外應該相互多交朋友，特別是共產黨員應該主動多交黨外的 朋友。每個共產黨員都得有幾個黨外朋友來往，可以多交新朋 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夠反映一些意見，敢干提出意見 的。陳毅副總理昨天談到，要有畏友。就是說，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見，敢于批評對方的短處，習慣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諍友了。”周恩來同志還說：“我們共產黨員既然參加了政協，那就要特別注意多接觸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和不熟悉的人物。你既然不熟悉，就證明你在這方面有缺陷，你去接觸了，才能認識，才能了解，才會得到有益的東西，即使是反面的意見，甚至不對的意見，你也可以作比較。習慣于只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喜歡聽相同的意見，聽不到不同的意見，對不熟悉的事也不愿意去熟悉，把自己局限起來，這樣工作就會越做越窄了。”周總理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這方面，他堪稱共產黨人的光輝榜樣。我們各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中，很多人都同他有著深厚情誼，把他視為真正的知己、摯友和良師，而這些人也被他視為好友甚至黨的諍友。

　　周恩來同志對黨外朋友不僅政治上真誠爽直，尊重信任，對他們的生活、健康狀況直至生命安危，也十分重視，關懷得無微不至。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有口皆碑，至今還為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在言談中經常稱頌。

　　1965年3月，我參加了出訪非洲十國的全國人大代表團。經上海時，正在上海視察的周總理接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親切地囑咐說：非洲許多國家剛剛贏得獨立，正在建設自己的國家，尚未擺脫貧困和落后的狀況。前去訪問，要以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戰斗友誼為重，不要有大國沙文主義。周總理還非常關切地對劉寧一團長說：胡子昂同志快70歲了，從醫院出來不久，你們約他到非洲，我贊成，但要好好照顧他的健康。周總理這一叮嚀，使我一路受到照顧。我內心感到不安，又十分感激周總理，感激同志們。

　　繆云臺同志在回國定居前，曾先后幾次回國觀光，周總理不只一次接見并招待他吃飯。也曾邀我赴宴作陪。記得有一次周總理還叫我向繆云臺同志介紹有關成昆鐵路修建的情況。

　　周恩來同志與我最后一次單獨談話，是最令我難以忘懷的。那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不久，周恩來同志在一次重要的座談會上，親自向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說明林彪叛逃事件的經過。會議結束后，很多同志都已走了，我因當時司機沒在暫時未走。周總理說他正好也在等車，便親切地邀我到一處坐下來，和我談了好一陣。他向我談起當時國家的嚴峻形勢和前景，談到統戰工作的艱苦和遭遇。他十分關切地詢問我的身體健康狀況。我回答說：“文化大革命”以來，除去到機關參加學習以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家中，較能注意保健，請總理放心，并請總理多多注意保重自己的身體。同時告訴總理，自己未放松學習，常常回顧過去，以便認清形勢，堅定自己的信念。談到這里，周恩來同志語重心長地勉勵我，肯定我對黨和國家所做的工作，并親切地說我是“黨的許友”。我當即向總理表示，自己做得還很不夠，今后應該繼續努力。周恩來同志這次與我單獨談話，使我分外激動，象有一股熱流流遍全身。“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周總理為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日理萬機、日夜操勞，還利用這次偶然的機會， 與我親切交談，給我新的教誨、鼓勵和關懷，我無比感激，終生不會忘記。粉碎“四人幫”以后，鄧穎超同志在一次元旦活動中見到我，曾向我轉述了周恩來同志在重病期間對她提到過，說我是黨的諍友的那段往事。鄧穎超同志1987年到我家中看望我及1988年3月8日全國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十七次常委會結束時，與我在會場前面的單獨談話中，都重提了那段往事。在這先后幾次談話中，我不止一次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盡量減少“文革”造成的損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他在非常復雜、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不顧個人安危，千方百計地保護了一大批黨政軍干部和黨外人士。為了使橫遭批斗侮辱的民主黨派中央的負責人得到保護，他巧妙地決定把這些負責人的學習改在家中自學，并指示有關部門予以保護。他又在1969年5月4日發出關于保護民主黨派領導人的一封信，信中明確規定“機關革命造反派的任務是清理機關的干部隊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即他們的中央委員、省市黨部委員。如果他們中間出現了現行的反革命分子，自當別論，但也需先報告軍管代表，得到中央或省、市革委會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動。”我們民主黨派領導人，包括我個人在內，要不是得到了周恩來同志的關懷和采取果斷措施加以保護，后果恐難想象。

　　但是，敬愛的周恩來同志卻未能保護自己。萬惡的“四人幫”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把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周總理。他本來處境已十分困難，還千方百計想多幫助一些同志擺脫危境，自己竟成了重點襲擊的對象。由于他日夜為祖國和人民的生命與前途憂慮，加之身患癌癥，健康狀況急劇惡化。1976年1月8日，周總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過早地離開了我們。

　　1976年1月9日晨，當廣播電臺里突然傳來哀樂聲，沉重悲痛地宣告周總理與世長辭的噩耗時，我的心碎了，我忍不住老淚流了滿面。我們黨和國家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領導人！我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良師益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到“四化”建設上來，改革、開放方針的實施使祖國發生了巨大變化，出現了新的局面。我想，“四化”建設所取得的各項成就，是與周總理偉大革命精神分不開的。

　　周恩來同志沒有死，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鼓勵和鞭策我們，為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為促進“四化”、振興中華、統一祖國而不懈奮斗。

　　《我們的周總理》